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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史達林的讚許。史達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
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
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史達林贊成這
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
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
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
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
當時我們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實力派。我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
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要求他們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們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面，卻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
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陝北同志們來電，報告他們在上年底與張學良部作戰，曾俘獲張部團
長萬毅，他們待之如上賓，並根據新政策，向他痛陳聯合抗日的重要。最後他被感動了，誓
言回到西安，懇求張少帥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如今萬毅已被釋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結果。
奇蹟果然出現了。萬毅的活動打破了他們各方奔走迄無頭緒的沉悶局面。過了一些時候，
陝北來電，謂已接到萬毅的信，說明張學良經他的苦諫，已答允考慮停止剿共，要求陝北從
速派人到西安去與張學良接洽。現陝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們復電贊成這種做法，但也指出應設法多方聯絡，對張學良左右的不少複雜分子如親
日派等，應特別警惕。我們並重複向他們提供了我們以往與楊虎城有過的關係、居間拉攏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報。陝北後來幾次來電，都說明與張學良接洽的情形。他們
主要指出，張學良確有進步，真誠抗日，張的部下分新舊兩派，舊派保守，不願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與日本勾結；新派（萬毅即其中之一）對抗日極具熱忱。張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又
受蔣壓迫，現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擺脫蔣的控制。他對與中共聯絡的事，非常恐懼，
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見他本人可以信任。
陝北同志主張以張學良為唯一的聯絡對象，與其他軍人的事都可由他去進行。這樣比較
穩妥，也可消除張的疑慮。他們來電曾舉例說明張學良曾問我方代表，是否與楊虎城有聯絡，
我方代表表示他為唯一的對手，與楊虎城並無聯絡。鄭學良聽了大為高興，並表示他一切都
有辦法，即對四川軍人他也有聯絡，要求我們不要直接接頭。這個電報的用意，自然是要我
們不必再向四川軍人活動，因此，對楊虎城已有過的或將有的聯絡，也要暫時瞞著張而進行。
陝北與張學良的關係，日益密切。據陝北電告，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
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面，“反蔣抗日”才有前途。
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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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現在川康地區的紅軍，迅速開到西北來，不要再
與四川軍人糾纏。
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陝北同志與張學良的聯盟秘密建立起來了。陝北電告決與張學良共
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聯合政府），並指出張有英雄主義色彩，主張抗日反蔣並重，
企圖成為抗日的唯一領袖。陝北的同志們認為這種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
所成就，莫斯科也將會贊同，而且，目前中共處境困難，已無可選擇，只有走這條路。
我們覺得這種政策帶有投機色彩，是否有勝利的前途也很難說，但只要有益於紅軍的生
存與發展，也不妨試試。於是便復電錶示贊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須有一個明確的綱領，
應包括中共主張在內；其次應將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發動抗日的力量，儘可能避免大規模
的內戰。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增強自己的實力，並打通新疆的道路。這樣，可以使我們立於
不敗之地。陝北旋亦復電錶示接納我們這些意見。這就是“聯張反蔣抗日”的最初經過。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賀龍的二方面軍和肖克的第六軍，與我們在西康地區會師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