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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當。
達林知道我素不贊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面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覆也許
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對象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
權。我不贊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捲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贊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
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
社會革命。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
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
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
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
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
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托洛茨基的主
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贊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
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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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贊成鞏固武漢左
派政權，支持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史達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
的革命性，對象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過這
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
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
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衝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
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划具體措施，以爭
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
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
庭則有史達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
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史達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
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
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志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嚴重打擊，廣東同志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
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
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只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麼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