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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米夫到中國以後，發現李立三並不是執行國際路線，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爾
什維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認為有些同學在中大表現得很好，但對中國的實際工作，究缺少經驗。他們
須與過去有工作經驗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結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他並說到我如
果能積極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將來共產國際是會派我回國去的。
我聽了他的這些內幕消息，更證實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玩弄權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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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認為目前主要的對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為了和他們對杭，想暫時聯絡我，以收個別
擊破之效。我仍採取不理會這些事情的態度，照常在圖書館閱讀資本論。
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團和米夫之間鬥爭的一個大概經過。米夫在中國表演了一番
之後，似已登峰造極。據說幾年以後米夫也就失勢了。後來史達林也用他所用過的手腕，將
他清算掉了。
①拉狄克曾著《中國革命運動史》一書（中文本系克仁譯，上海新宇宙書店一九二九年版），對於中國
社會結構，有較詳細的分析，可以參閱。
②詳見史達林：《和中山大學學生們談話》，載《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問題》；什之澤，第四十四頁至第七
十六頁，上海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亦稱二十八宿），是那時在中山大學支持米夫領導的二十八個中國學生，
其中最著名的是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樣等。
第三章 史達林與立三路線
史達林的獨裁權力目漸膨脹的結果，共產國際完全變成了他的御用機構；這在共產國際
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及其後尤為顯明。共產國際初期的理想主義是褪色了，它為蘇俄的需要所
左右，它對中共的領導，更是隨著莫斯科的政治氣候而搖擺不定。我前面所說過的羅明那滋
與魯易門，在中國的蠻幹行為，和米夫頑強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個別的偶然例
子；而是史達林主義的構成部分，甚至後來的立三路線雖為史達林所反對，但事實上也是由
史達林的蠻幹作風所誘發起來的。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會大廈揭幕；主要議
程是：（一）世界狀況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二）殖民地問題；（三）共產國際的黨綱等。大會
的公開主持人是被斥為右派的布哈林，他擔任第一項議程的報告，並提出一個共產國際的黨
綱草案，東方部長枯西寧則為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人。史達林從未出席這大會，但卻在幕後操
縱一切。
我是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團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會閉幕後，我搬到
莫斯科市內一個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國學生川流不息的來訪問我們這些代表，彼
此異地相逢，特別親切，其中有些還是我的患難之交。我的住房裡擠住了八個人，談話雖不
方便，但他們仍設法告訴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實情況。
曾有朋友說，現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史達林支配一切，任何人發言如果與他的話
稍有牴觸就是異端。也有人說現在共產國際主要是反右傾，布哈林被視為右派，已經失勢了。
外間傳說我是布哈林所支持過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這次大會中，
不要表示任何意見，以免惹是生非。
這些留俄學生認為托洛斯基色彩萬萬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
周年紀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發反俄共中央領導的傳單，曾被俄共中央判定為反革命的行
為。從此，托派再也不是黨內的一個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團。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
利亞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為數甚多。他們曾以中國問題來攻擊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領
導的錯誤，如果現在有人再認為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的領導有關，那就
難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況的中國同志向我說到共產國際在歐洲的活動是失敗了，德共所受共
產國際之蹂躪情況，不下於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組織起來的“斯巴達團”那些
老黨員，都受到排斥，現在德共書記泰爾曼，領導能力不足，惟史達林之命是聽；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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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廣州暴動的魯易門是他的唯一靈魂，也是人所共知的史達林的打手。魯易門雖為德共老
同志們所瞧不起，但在這次大會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這位朋友認為我是魯易門
的對頭，要我小心防備他的襲擊。
朋友們這些話，一引起了我的詫異。我懷疑人們在表面上都擁護史達林的領導，而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