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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這可惡的反對者。周恩來對此不置可否，但曾說到：現在黨內意見紛歧，需要分別疏通，
不可逼使反對者走到反黨方面去，張國燕同志回國了，我們正好在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
蘭人聽了周恩來的話，無詞以對，我們的會談，至此也就不歡而散。
我對那波蘭人的印象十分惡劣，我嘆惜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覺得他不過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手腕，殘害反對者。他們將
莫斯科的鬥爭作風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組織里來，這是會毀滅中共的。我想到共產國際對
我沒有誠意，我不相信那位波蘭人對我的態度是自作主張的表現；大概共產國際在玩弄兩面
手法：當面對我表示信任送我歸國，然後又給他的代表以另一種秘密指示。也許立三路線沒
有糾正以前，它有求於我，四中全會後，便又覺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個蠢才代表，不過
對那個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誦出來罷了。
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討厭共產國際，嘆息它變質到了無可救藥
的地步。從那個波蘭人的那種殺氣騰騰的言詞和氣派看來，那是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同志
們指責和懷疑米夫和陳紹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幹部的話，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國，就召開中共第四次全會，用獨裁手段將陳紹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級機構
去，粗暴打擊何孟雄等。他們做了這些見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國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這一切的表現，是何等的醜惡。
我詳加分析，便覺米夫等這些罪行的發生決非偶然，而是獨裁專政的必然後果。共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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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政制度產生了玩弄權力的史達林暴君，理想和道義早被淹沒了，正人君子大多無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鷹犬，來現實他的獨裁權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權勢的群小，象米夫那
樣的小丑，任意胡作非為。那不信任我的共產國際和米夫這樣的對頭，他們決不會放過我這
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將會荊棘叢生。我覺得即使極度忍讓，也將難逃厄運。我
在莫斯科時，曾以書面對共產國際表示過忠誠，我也曾決意謹守諾言。但現在共產國際，對
我這樣背信棄義，我如果反抗，也是義正詞嚴的。
我素來將中共和共產國際分別看待，我對中共有難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親生的
兒子，我一直全心全意愛護它。最初我覺得這小孩子發育得很好，後來經過數不清的變故，
我的期望減少了，有點覺得這孩子多災多難，不太長進。我和任何父親的心情一樣，孩子雖
不爭氣，但仍然是自己的兒子。我最痛恨史達林對待自己的同志採取殘暴的手段，我向來是
反其道而行之，對自己的戰友採取友愛和寬容的態度。因此，我一向不將陳紹禹與米夫等量
齊觀。我認為陳紹禹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不過是在米夫錯誤領導之下，犯了不少的過失。
現在在中國極端白色恐怖之下，他們既然準備冒死奮鬥，將有逐漸改過的機會，我不應排斥
他們，宜大量寬容，不究既往。
我當時採取的方針，就是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下取決的。我曾設想如果當時揭發米夫派的
罪惡，要求立即舉行中共五中全會，將陳紹禹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局面將會難於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沒有被捕，或許我可以這樣做，現在沒有了他們，那就煞費考慮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投鼠必須忌器”！換句話說，就是決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亂，甚至萬劫不復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問，我能脫離這些是非，置身事外嗎？我能消極下去，甚至脫離中共的戰線嗎？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見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結論，是應當忍受犧牲，從事積極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設想，都是行不通的。當時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據四中全會已有
的決議，號召黨內團結，消除紛爭。我明知這樣做的一個副作用，將會穩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當時也顧不了這些，只有從危機中挽救了中共再說。
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後，向忠發一直擔任總書記。因為他無能，他幾乎被人忘記了。李立
三任宣傳部長時，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決定。現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來
與陳紹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決於周恩來。我這次會見向忠發時，覺得他仍是遇事
說不出一個要領，除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以外，便沒有甚麼確切的主張。
中共第六次大會所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到那時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員資格，由四中全會取消了；但我仍儘先去拜訪他，請教他對黨事的意見，他不願多談，只
表示將從事寫作，意態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則在莫斯科，他們的政治局委員資格也先後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