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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項英那時已到江西蘇區。剩下的只有向忠發周恩來和我三人。四中全會將非中央委員的
陳紹禹補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是最為人反對的事；他又隨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會也將
中央各機構改組：組織部長由老幹部趙雲擔任，宣傳部由留俄學生張聞天沈澤民負責，工運
由揚尚昆（留俄學生）代替項英，少共中央書記則由秦邦憲（留俄學生）接替任弼時（他已
去蘇區）。
在這種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來商談，而我和周恩來的一切商定，也具有決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來說明我要號召黨內團結的意向。我不贊成將抱有不同意見或犯過錯誤
的同志鬥爭掉，主張愛惜他們，說服他們，信任他們。只有少數執迷不悟的，堅持反對四中
全會、破壞團結的同志，才應受到制裁，但也不能採用超紀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應有所調
整，不要使同志們覺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來贊成我的意見，並應允分別採取具體措施來
實現。
我第一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約在我到上海後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們三個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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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委員以外，還有秦邦憲趙雲張聞天楊尚昆等。（這種並非由政治局委員以平等權利參加的會議，
是四中全會後的創例）。周恩來首先以便於秘密開會為理由，提議由向忠發張國殼周恩來等三
人組成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其餘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據常會決定，進行工作，但必要
時得列席常會，討論有關其主管的事務。這個提議很順利的通過了，其作用是為了使那些新
進的領導人物退讓一步，以緩和黨內反米夫派的氣氛。
我和周恩來分別向一般同志進行說服工作。我與不少同志個別談話。間或參加支部小組
會議。我向他們說明我的團結方針和努力的經過，對於他們有過的反對意見不予責備，但強
調現在同志們除團結奮鬥外，別無出路。我這樣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間彼此不滿的情
緒減低了，相互間的信任逐漸恢復。例如當時反對四中全會決議的陳郁，態度有所改變，就
是明顯的例子。但羅章龍則極力避免和我見面，我想說服他的企圖終於失敗了。結果他仍是
被開除黨籍，使我不無揮淚斬馬謖之嘆。
周恩來進行團結工作，所遭遇的困難遠過於我。譬如黃警魂的事，就是一個例子。黃系
黃埔第一期學生，是周恩來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
鬥爭的打擊，企圖回到他的蔣校長那裡去工作。周恩來進行說服無效之後，竟把他當作叛徒
處決了。事後，周恩來向我嘆惜的述及黃警魂這個叛徒，因反立三路線受到打擊，竟由悲觀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這是很痛心的事。當時的激烈殘酷鬥爭，於此可見一班。
黃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驚。周恩來見我難過，又向我補充說，黃警魂有一親筆信，向
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並曾當面承認信是他寫的，經過再三勸說，仍倔強的堅
持原意。至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確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先斬後奏”。但周恩來從未向
我敘述怎樣搜到黃警魂的信件和用甚麼方法處決他，這大概是周恩來所主持的特務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來說：中共紀律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決不可像握有政權的蘇
共那樣動輒採取非常豐段。周恩來也曾向我解釋，以前沒有這樣做過，這還是第一次。只用
以對付立即可能危害全黨的叛徒，決不宜用之於抱有不同意見的反黨分子。當時羅章龍那些
反黨分子，沒有受到超紀律的處置，也許就是這些話的結果。但這也僅收效一時，後來獨裁
的毒手，特務的伎倆，還是以勢不可當的氣勢發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會後，中共暴露出種種危機，其中最突出的是陳紹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
捕。此外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黃警魂的被殺和那波蘭人的態度，始
終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也從未向外宣洩過。現在讓我就許多同志向我談到的，而我又大致
可以記憶的，概述一下，以了解當時中共內部的狀況。
當時多數同志的談論以何孟雄為中心。讀者或能記憶何孟雄是最初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
年團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員，雖然沒有同我經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親密戰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釗等被害後，不能在北方立足，調到上海工作擴歷任上海區委
委員等重要職位，曾一度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與李立三常有爭論，因而成為老幹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會聯想到在莫斯科的張國燾、蔡和森，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
項英，以及在北方的劉少奇等，有點老幹部的味兒。如果談到反立三路線，往往會敘述何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