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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員實行退出國民政府時，共產國際還是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但對於萬一國民黨徑
行分共，中共應如何應付，則並未有任何指示。共產國際為甚麼要如此？是要中共夥同一些
剩餘的左派打著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旗幟，反對汪精衛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讓步
代價，以阻止汪精衛的分共行動？亦從未加以說明。
我們覺得共產國際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計成敗留在國民黨內，使汪精衛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們認為這只是單相思，汪精衛決不會因此而罷手。我們中有人覺得共產國際
要中共這樣做，是為了使蘇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國，避免蘇俄的國際地位更加惡化，此一目
的即使辦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顧問不能夠安全回國。由這種推測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為蘇俄的處境著想，而不是單純為著中共前途的利益著想。
當中共中央不得已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的時候，我們都預感到暴風雨即將降臨。汪精
衛那時雖已放任那些反動軍官，到處摧殘中共和工農團體，但他口頭上的調子，還是“和平
分共”。中共現在發表這個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採公開的壓迫手段。因此，我們採取
緊急步驟，使中共中央組織能安全的轉到地下去。至於此後應當採取何種方針的問題，在中
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鮑羅庭已不肯貿然有所主張，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鮑羅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漢到廬山去了。他們這次的行動，我事先不知
道；他們似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鮑的寓所，見著鐵羅里，才知道鮑羅庭
和瞿秋白已經走了。這時鐵羅里正為鮑羅庭收拾各種文件，結束這個顧問辦事處。鐵羅里原
是我很熟識的，他一直任總政治部鄧演達的顧問，也是鮑羅庭和加侖將軍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緊急時期，他能為鮑羅庭料理未了事務。
鐵羅里是個富有文人氣質的軍人，這時也顯得有些意亂心煩，六神無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說到他個人的看法，他主張現在應該擁護鄧演達做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公開反對出賣革
命的汪精衛。我告以我已好幾天沒見著鄧演達了，據說他要離開武漢；因此，我覺得他此時
似不會挺身出來硬幹。我還說明從策略角度來看，我們正在轉入地下，能影響第四軍的，已
不是鄧演達，而是汪精衛；如果我們立即公開反汪，不僅我們的安全有問題，在第四軍中的
中共黨員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擊。
鐵羅里聽了我們的話，很不耐煩，竟質問我：“你還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只得向他
解釋：鄧演達是我們公認的一個有作為的左派人物，汪精衛也是我們所共同唾棄的。現在的
問題是奮鬥的步驟，換句話說，是中共獨立的干，還是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來乾的問題。
但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鄧演達願不願出面硬幹，有沒有國民黨左派人物和我們一同奮鬥，中
共總是要繼續奮鬥的。鐵羅里這才沒有話說了。但他的這種表示對我當時的情緒，確是相當
重大的刺激。我在設想：我們已往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觀和
客觀的因素，而致失敗；難道領導我們的莫斯科，會將這一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套在我們
的頭上嗎？我有些悵惘！
鮑羅庭的匆促離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響武漢的政局，要去辦理返國的各種手續；似也
是有意避開國共分家的風潮。與鮑關係最密切的瞿秋白，是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養，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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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同前往廬山。但人們總覺得他在緊急關頭，不辭而去，不免有逃避責任之嫌。後來事實證明，
他主要是與鮑羅庭計議今後中共領導的改組問題。
鮑羅庭在魯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後，對莫斯科的指示特別顯得奉命唯謹。他在這一段時
間裡，聯絡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企圖形成新的左派，來阻擋汪精衛等的分共行為。
他也明知這時要鄧演達等取汪精衛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許不惜再
來一次冒險，所以他聯絡宋鄧陳等的目的還是偏於消極性的。他顯得心情苦悶，沒有已往放
言高論的豪氣。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關係一時中斷了。
七月十四日，陳獨秀先生也在一個秘密寓所躲藏起來，不再露面了。我和鐵羅里分手以
後，曾去看陳先生，也已找不著了。他的秘書任同志（恕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告訴我，陳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聯絡。這種曲終人散的景況，使我難過萬分。我曾憤慨的說：
“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我是絕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陳獨秀先生曾有一封簡單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