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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於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挾性的辭職，被視為罪無可道的行為。一九二八年是
蘇俄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俄共中央因建設資金短絀，糧食不足等因素，實施緊急征
購糧食辦法，其主要內容是以低價強征一般農民的糧食，並在鄉村中組織貧農委員會，實行
沒收富農糧食。這件事曾使農村騷動，一般人認為是軍事共產主義的復活。而史達林認為這
是建設社會主義所不能不這樣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則認為這會妨礙建設的進行，因而提出辭
職，作為抗議。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內反布哈林右派的鬥爭日甚一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以後，
布哈林再沒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發行了。莫斯科遍傳反布哈林的聲浪，卻聽不見答
辯的聲音。俄共的傳統，反對派原是可以公開辯護的，甚至反對派可以向共產國際控告俄共
中央的多數派。可是到了此時，這種種權利完全被史達林剝奪了。布哈林沒有任何回答的機
會。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擴大會議，充分領略了這種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
央發言，他用堅決的語氣，表示要毫不留情消滅右派。由反右派發展到消滅右派，自然是一
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為了甚麼理由，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只有李可夫在大會
中發言，表示尊重史達林的領導，毫無違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調者不過是想修正一些實行
中的偏差而已。雖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著嚴重的處罰，後來，竟因此喪失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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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傾主張，有下列各要點：一、減低重工業發展的速度，增
加輕工業發展的比重；二、改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減輕戰爭的威脅，三、蘇聯境內的
階級鬥爭，不應該日益加劇，而應該逐漸降低。
史達林恰恰相反，認為減低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會使受著戰爭威脅的蘇聯，束手待斃，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事，他主張竭盡一切力量，加速重工業發展，要求全國人民紮緊褲帶，不
要幻想輕工業供應的提高。他不相信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可以改善，甚至不願採取
一些措施，增進與它們間的貿易。他認為蘇境內的階級鬥爭確是日漸加劇，因而主張雷厲風
行的用政治手段來反富農，和在黨內進行慘酷的兩條戰線的鬥爭。
史達林這種政策幾乎使蘇聯瀕臨滅亡的境地，他強迫實施農業集體化，由反富農的政策
進到消滅富農這個慘絕人寰的政策，使蘇聯的農業三十年來一蹶不振，他接二連三的實行大
清黨，不僅許多老黨員被殺，而且使蘇聯的國力大受損傷。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墳墓，四面
樹敵，蘇聯在第二次大戰的命運，可能是很悲慘的。
當時莫斯科的政治氣氛確是使人窒息，史達林強調反右傾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是慘酷而
毫不留情的鬥爭，不僅要打擊政敵，還要根本消滅反對者的生命，他又強調反對對左右傾的
調和態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為調和派，他更進而反對所謂陽奉陰違的兩面派，
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誠的黨員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隨時被指為兩面派或暗害者，
恐怖籠罩著整個蘇俄，史達林所直接指揮的特務機構具有無限制的權力，這樣任何人講話都
得找著史達林的言詞作根據，否則就有莫大的危險，所謂“偶語棄市”的話，又出現在二十
世紀的蘇俄！
我在上面說過的中山大學的鬥爭和清黨運動，就是在史達林這種作風之下發生的。我曾
參觀過對工業黨要犯的審判，我覺得至少有些工程師們，是因工作上的過失，而被判為暗害
者。我也到過農村參觀集體農場，考察過反富農的鬥爭，反宗教的鬥爭等等的實況。我想起
我們在武漢時期有過的一些農運過火行動，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六次大會後的共產國際，反右傾成為最主要的節目。在反右傾運動中，反對德共右派和
對右傾的調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數派，算是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產國際的擴大會議中，
枯西寧表示因為他對俄國情況了解得不夠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贊成過布哈林右派對
俄國問題的主張，深感後悔，並聲明此後無論對情況如何不了解，也絕對擁護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確主張，不敢有所懷疑。枯西寧這些話，也許是出之於不得已，但我當時覺得他這
樣甘願盲從，簡直是荒謬的，我也想到枯西寧這幾句話是意味著共產國際的獨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著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勵，也在中共內依樣畫葫蘆的幹起來，他開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以請共產國際糾正蔡的右傾錯誤為理由，將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產國際的報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準備群眾力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