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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窮苦農民；富農多餘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沒收分配之列。在理論上說來，平均分配土地，本與社會主義無涉。中共中央認為
這種做法是資產階級民主所應采的政策，既可以滿足一般窮苦農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發動
廣大農民起來鬥爭。其實土地國有和農業生產社會化，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每家農戶得同
樣一份土地，不過是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分散的小農制而已。每個分得土地的
農民都不過是小所有者。
實行平分土地，是很複雜的工作。因此，各個蘇區推行得並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驟也參
差不齊。主要原因是農村的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從主觀劃分階級，本是極困難的。一般來說，
中國農村中，大地主為數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對的多數。有一片很小的土
地出租，不能不說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況，也是貧苦的，甚至還是靠出賣勞力為生。農
民窮苦與否，有時也不能單憑有無土地來劃分，往往一個自耕農甚至有點土地出租，家境確
不是富裕的；而另一個佃戶雖無土地，但租種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僱農代為耕種，家境卻
是比較富裕的。還有鄉村中商賈負販和一些手工業者，也附帶經營農業，有的被視為農民，
有的又被視為商人或手工業者。就由於這些複雜的經濟因素，要去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
農，確非易事。
中國農民曆來所希望的，是買田置地安居樂業。平分土地的口號，對於占農村人口百分
之七十的貧苦農民，確是富於吸引力。可是，受過革命洗禮的鄂豫皖區的農民，對於平分土
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詢問過許多農民關於平分土地的觀感，他們多數說到要蘇維埃站得
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數。有的卻說單分得一塊土地，沒有耕牛農具和本錢，還是不濟事。這
些簡單的答話，道出了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沒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經濟條件，單憑分土地，
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
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條主義者，卻誇大了平分土地這個政策的魔力，認為只要能正
確的實行平分土地，就能創造出蘇維埃政權。其實，沒有一個反帝國主義和反南京政府的廣
大聯合戰線，單純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單勢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義者，則以軍
事勝利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所以對於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視。
我們在這次大會中，曾極力鼓勵同志提高農民對於分配土地的熱情，指出：平分土地與
鞏固蘇維埃政權是相互影響的；廣大的農民群眾，熱烈的起來分土地，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政權穩固了，農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個蘇區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匯
合全國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獲致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我們這些努力獲得相當的成效，
我們雖不能將平分土地的運動擴大為到處泛濫的狂風巨浪，但卻鼓舞了這個區的農民，勇敢
地平分土地，與反共勢力對抗。
這次大會決定：不問已否分配土地的區域，概鬚髮動群眾，按新規定來分配。分配的標
准，是以土地的收穫量所值市價計算，每個窮苦農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與
地混合來算，肥瘠搭配來分）。此外，這個區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優良的傳統，如
貧農僱農分好田，中農土地不動，地主富農分壞田，商人手工業者分得田後必須自己耕種，
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這次大會決定將這些傳統辦法儘量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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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此外，各鄉村中也還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園、
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設備，較大片的荒田荒地，則由各鄉村蘇維埃經營，名之日蘇維埃公
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線時代，曾利用這些公田公地，組織所謂“集體農場”。我們不贊成這種
辦法，提倡出租或組織合作社經營，由蘇維埃徵收租金，大體是經營者獲得必要的報酬，其
余則為蘇維埃所公有。
大會還決定了耕牛農具也要分配，但鑑於這類東西分配不易，又規定了一些實際處理的
辦法。由於耕牛農具的缺乏，每個農戶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幾戶
人家共分得一條耕牛，則由這幾家擬定辦法，規定飼養和工作的方法。以後在赤區內所通行
的換工互助辦法，大致就是從共有共用的制度演變出來的。
重分土地的實行辦法，是先由各村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檢討從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
由各鄉村蘇維埃的土地委員會予以評定。已經適當分配的則大體不予變動，不適當的則逕行
變更。為了防範地主富農對於土地改革的反抗，大會主張充實貧農團，用鬥爭方法強迫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