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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稅和出口稅，此外中共沒收來的和徵發來的鴉片掃數出口。至於其他商業稅的收入就少
得可憐了。大約在西安事變後邊區政府才在三邊一帶禁種鴉片，而且抗戰爆發後，山西成為
中共的友鄰，怎好意思再把鴉片煙推銷到山西去。邊區的財政收入，因而大減，非急謀補救
不可。
徵收救國公糧法規的制定，便是建立財政基礎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據陝北及其他蘇區以
往征糧辦法，擬具這個法規草案。詳細規定，我已不能記憶，其要點大概是：凡各農戶收成
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徵；超過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過部分之多寡，用累進法徵收
救國公糧。一個富裕的中農，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約徵收百分之二十，至於地主
富農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徵收額約為百分之四十。獎勵農民按糧價折合現金繳交，
這樣可以免除農民運送糧食的勞力。各縣職員薪金，如遇現金不足時，則改發糧食。各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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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須按法規設置糧食公倉，儲糧以供軍用。
以抗日名義來徵收救國公糧，而法規又很簡便，富有伸縮性，易於實行。在當時“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口號號召下，農民是特別踴躍繳納這種公糧的。救國公糧，實在就
是統一的農業稅，其所以規定以實物繳交為基礎，是因鑑於抗戰發展下去，貨幣可能混亂和
貶值。後來，在八路軍所到達的地方以及許多敵後游擊根據地，都實行過這個辦法，收到很
大成效。國民政府對這個法規也甚感興趣。
由於徵收救國公糧和其他財政方面的改進，邊區政府的收入日漸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邊區政府收入不足七萬元，十月增至九萬餘元，十一月增至十六萬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給陝北黨政機關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鴉片煙稅日漸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實施禁菸
的阻力也減少了。
此外，那次縣長會議，還有不少的決定，主要是規定各縣政府與邊區政府的關係，各縣
政府及其屬下各級組織的大要和工作方針等等。同時邊區政府本身及其所屬各廳的職權工作
方針等等，都有扼要的規定，以期建立一個新秩序。
由於我在黨內的處境，對於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麼奢望，但也希望邊區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可是事實上除了徵收救國公糧和增加財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擾外，
其他各項工作幾乎都行不通，雖然經過我和其他的當事者據理力爭，屢次抗議，但中共中央
那種侵犯邊區政府的職權，遇事橫加干涉的作風，早已成為積習，無法改變。我現在只略舉
幾件事，來說明這種真象。
任民政廳長的馬明芳熟悉陝北地方情況，他就任之始，銳意整理各縣政府的組織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張聞天等進言，也與中共陝北特委書記郭洪濤等關係密切，曾向他們要求重視
各縣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隨便調動各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他們的應允，但執行起來則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屬的各部門，總是向下級黨部下命令，發通知；中共
陝北特委除將中共中央文告轉到下級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這些中共黨內的文件內
容，漫無限制，不僅包括了邊區政府的工作，而且內容混雜，實行的辦法，又多是由黨部動
員民眾，而不是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為了這些數不清說不盡的緊急動員，往往胡亂調動干
部，陝北特委甚至各縣縣委，都可以任意調走縣政府的重要幹部，而馬明芳事先並不知道。
經過兩三個月後，馬明芳向我嘆著氣說：我實在沒有法子來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會議原決定抗日軍政大學，培養軍政幹部，黨校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另成立一個陝
北公學，培養財政經濟、教育、衛生等專門人才和其他各項邊區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員。而
且準備將來在敵後，也可以逐漸辦理這三類學校。邊區政府改組後，陝北公學的招牌是掛起
來了，學生也有八百多人，但邊區政府不能過問，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而且學校的課
程也是列寧主義、黨的建設那一套，變成了另一個黨校。洛川會議原來企圖訓練一批行政工
作人員，來與國民黨相對抗的本意，現在也不再提起了。邊區政府屬下的教育廳，也無法提
出教育計劃和預算。原有的一些小學和補習學校等，仍由各、各鄉村政府自己設法維持。而
新任教育廳長的周揚，見人就愛說左派作家運動和文藝思想等，他個人對演講寫文章甚有興
趣，似乎對於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無興趣。因此，徐特立辦教育的時候，對中國文字
拉丁化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周揚接任後，拉丁文化就隨之而消沉了。周揚也沒有提出任何教
育計劃，這也許是他在現實情況下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