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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房間裡又多了一條沙丁魚。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軍人是從武漢、長沙、萍鄉一帶來的。袁世凱死了，討袁戰爭結
束；他們的軍事活動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孫中山先生的總部派他們暫到日本去學習，待機活
動。他們每領到一些旅費，就大玩一陣。他們熱情充沛，天真活潑，最愛高談自己的英勇往
事，顯然有點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們特別起勁的事。我雖和他們同住，但在興
趣上並不與他們同調，我喜歡逛書店、瀏覽搜購愛讀的書刊。我有時向他們打趣似的說：“你
們這些英雄好漢，為甚麼不鑽鑽書本？”他們往往這樣表示：“只要孫先生做大總統，一切
就都有辦法了。”
他們的行期並不確定，只要船票到手，說走也就立時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從書店歸來
的時候，他們已全體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給我，大意說因趕著上船，不能候我回來，
又因袋裡業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難關，日後見面時再行奉還。我打
開箱子一看，我的一百餘元，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們還把一些不要用的東
西塞在我的箱內。表兄的這種舉動，正是當時一個落魄的革命軍人不拘小節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費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親那裡去補充行囊。在這
兩個月的時間內，我闖入了法租界革命黨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滿著革命的理想主義和豪邁
不羈的浪漫色彩。冒險犯難、樂觀活潑、共患難、同禍福，是這個圈子內所珍視的品德。我
當時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認為這種革命的精神，若再輔以學識和遠見，將無事不可為了。
第五章 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間，我經上海第一次到達北京。
作為首都的北京，規模宏偉，氣象萬千。天安門、紫禁城、中南海、天壇，和許多巍巍
的宮殿大廟、王公府邸、紅牆綠瓦、雕龍繪鳳，不愧為舊式建築藝術的結晶，卻也標誌出帝
王時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許多坐著轎車、戴著大紅頂子的過氣王公大臣，依舊待漏
神武門，向遜清皇帝溥儀朝拜。旗人男女們相見時打千問安，洋車夫滿街叫喊著“老爺、太
太”。大商店對顧客恭敬迎送，氣派十足；這一切都是封建積習的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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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東交民巷儼然是北京城內的一個特別區；其中使館、銀行、洋行等等大廈林立，四周築
有兵營，由各國軍隊分區把守，象徵著列強勢力在中國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
門大街，不免使人觸目驚心，回憶起庚子義和團事變的慘痛往事。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總統
府、國務院、國會等機關，散設各處，保留著過去的衙門習氣，並沒有甚麼新氣象的表現。
北京確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漢滿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陳列。如果說他是中國的縮影，卻
也不十分恰當；在我這個南方人看來，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風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學①靠近皇城，其旁還駐紮著粗獷武夫張勳的少數辮子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
學堂，成立雖早，但設備仍極簡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進士之類。其中著名的有拖著
長辮子的辜鴻銘，和以國學見重於時而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等人。同學們還多少有
一點以“舉人”“進士”自況，其中也有一些所謂風流名士的人物。學術在他們心目中不是
裝飾品，就是獵官工具。當時各地學校乃至北京城裡的其他一些學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風氣，而北大卻有點古色古香，特別守舊。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北大的風氣才為之一變。他注重提倡學術，
不聲不響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將古老的北大變成現代的最高學術機構。他加聘了許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文學家錢玄同、魯迅、沈尹默、沈兼士，社會主義者李
大釗，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國民黨要人高君武、王寵惠等著名人物，先後薈聚一
堂，講授他們的獨到之見。北大就在蔡校長這種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政策下，做學問求知
識的氣氛日漸濃厚起來。
同時北大的新學生也在大t 增加。那時北大採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編入
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上課。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間房子都住了好幾位同學，
大半是新舊同學挾雜著住在一塊。我首先接觸的，是同學中新舊觀念和生活習慣相互牴觸的
現象。我房間裡的八位同學中，有兩位是即將畢業的老學生。他們辦小報、做詩文、捧女戲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來瞎鬧一陣；表現出高年級生的自傲心情，並不理會低年級學生的
抗議。結果，多數新來同學一致奮起，強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