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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外交的緊張，並沒有緩和當時革命內部的糾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廣州的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辦公，實行北遷。十二月三十一日，
譚延闓、張靜江等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職員，到達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正式公告遷都武漢；立即開始辦公。可是一月三日，蔣氏忽電武漢，主張國民政府
暫設南昌。因之便爆發了著名的南昌與武漢間的建都之爭。
建都之爭和漢口收回租界的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當時武漢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對於
蔣氏的主張，大大不以為然。他們奔走相告，遷都武漢是早已決定了的事，何況外交如此緊
張，武漢又是籌款中心，如何能將國民政府改設南昌。聯席會議討論的結果，曾電覆蔣氏，
表示不贊成有這種驟然的改變。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蔣氏曾到武漢，意圖說服在武漢的要人，但不得要領，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蔣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問題應以戰略與軍事發展來決定，此時長江下游的軍事正
在進行，國民政府應暫設南昌。俟南京光復後，再依孫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見，建都南京。並
且聲言，這是南昌舉行的國民中央政治會議所一致決定了的；要求聯席會議的要人們遵行。
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則認為建都武漢原系根據蔣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議，經過
國民黨中央與國民黨政府委員們一致同意決定，並經正式公布了的。觀在無論在外交上，在
財政上，在軍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這個改變；即使遷都南京的話，將來也可以
經過一次中央全體會議的決定，再行由武漢遷往不遲。
由於這個爭執相持不下，也由於蔣氏這次到武漢來，歡迎的場面雖然盛大，但一般情緒
總不能算是熱烈的；所有“擁護國民黨中央領導！”“歡迎汪精衛回國復職！”等呼聲，都使蔣
氏感覺刺耳。蔣氏懷著悵惘的情緒回到南昌以後，便專對武漢的要人出些難題，向宋子文索
款的電報，如雪片飛來。這樣一來，更使雙方的距離愈趨愈遠了。
建都的爭執發展成為雙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訐，武漢方面有種種謠傳，如譚延闓被蔣扣留
在南昌，不讓他到武漢執行職務；張靜江則因害怕武漢革命氣氛之高漲，所以留戀南昌，陰
謀破壞建都武漢的既定政策；蔣氏則志在獨裁，企圖對國府置之於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則紛傳武漢的聯席會議組織之不合法，不過是共產黨藉之以作為反蔣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內部糾紛至此已達危險邊緣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壽華同志為代表來到武漢，與我舉行重要會談。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漢方面的內情和我們的做法。我將武漢南昌間爭執的內幕及其嚴重性詳細的告訴
他，要求他轉達中央，速謀應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漢南昌間的爭執可能發展成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共的分裂，甚至發
生武裝衝突。目前雙方已各走極端，征之已往史實，蔣氏是會不顧一切蠻幹下去的，鮑羅庭
也不會再行採取妥協步驟。現在是中共中央急起應變的重要時機了。
我向他說明，現在仍有兩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調人地位，以緩和武漢南昌間的
爭執，使問題局限於談判範圍之內。就目前實情觀察，這點恐不易做到；即使試行，最少也
要整個中共中央速來武漢，先與鮑羅庭商談，才能進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贊同鮑羅庭的既
定政策，積極準備力量，堅決予以貫徹。在我看來，不管中共中央願意與否，事實上恐非走
第二條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釋目前中共的步驟是相當凌亂的，武漢方面已有許多問題不易解決。湖南方面
農民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已引起武漢內部的不安；這與鮑羅庭緩和武漢內部矛盾一致對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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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方針，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組織處於對蔣鬥爭的前線，領導力薄弱，我無法照顧。
廣東更是一個重要據點，我在這裡卻無法與之取得密切聯繫。在馮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黨員
我又一直無法聯絡。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非中共中央速來武漢不可。
我建議中共中央不必過份重視上海方面的工作，因為上海究竟是帝國主義的堅強基地，
如果蔣氏占領了上海，可能要屠殺中共黨員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裡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
中共中央如果搬來武漢，可以加強湖南、湖北、江西、廣東至西北等區域工作的領導，積極
武裝工農群眾，來應付這場生死交關的鬥爭。
汪壽華這個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學生，曾在海參威華工中做了幾年的工會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委，直接領導
上海工運。他雖然很能幹，但不免少年氣盛，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他曾向我誇耀上海八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