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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只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麼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
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
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
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鍛羽而
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
至沓來，蝟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
他對同志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
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裡苦思焦
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鑑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沖淡他
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
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
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只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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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
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只有維持
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麼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
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
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面，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
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
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面臨左右為難的歧途。
在陳獨秀等中委陸續到達武漢以後，中共中央的會議才正常的舉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會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人員，是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和我共七人；任弼時則以少共中央書記的身份經常參加會議。我這
時已解除湖北區委書記職務（由張太雷接任），專參預中央的決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數人
的批評，不再參加中央的會議，只專任宣傳部的一部分工作（宣傳部長已由蔡和森擔任）。此
外，魯易、鮑羅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經常參加中共會議，這個中央會議的組織，後來經過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仍舊。
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陣容，固屬一時之選，但工作效能卻是不如人意的，它變成
了一個談話會，不能名副其實肩起決策的任務，擔任主席的陳獨秀先生，顯得更“民主化”
了，對於預擬決議案的事，固不願做，就是議事程序，也常不願事先確定，會議開始時，往
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捲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
幾個鐘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未改善中共內部的混
亂狀況。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約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這是一次盛況空
前的大會，國民黨要人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都曾出席大會致祝詞，顯得國共兩黨的合作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些熱鬧的場面，也不能掩蓋我們內心的痛苦。就在大會開幕以前，我們損失了上海
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志被屠殺。剩下的組織
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狀況之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
心情十分沉痛。對時局不抱樂觀又無法打開困局，無形中湮沒了進取的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