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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第三,未來的中國共
產黨仍應從事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只要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適應
的進行,就沒有說不通的道理。第四,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
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要講革命—不分主張
溫和或急進—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慘酷的鎮壓,現在我們進而組織共產黨,在舊勢力
的心目中也不過是在十大罪狀中加上一條“共產公妻”的罪狀罷了。第五,中國工業不發達,
工人數量甚少,文化落後,因此一般工人還談不上階級覺悟,還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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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推進這一運動的先
驅。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時無奪取政權的希望,但現在就必須認真的發動起來。
我們曾談論到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政綱,我們心目中的黨綱內容是規定共產主義的基本
信念和講求實現的基本手段,這點有書本可資參閱,容易解決。而政綱的主要內容,卻是要
規定重要政策和進行步驟,我們稱之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綱。陳獨秀先生曾這樣指出:
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參加類似辛亥革命的革命運動和反日愛國運動,則就根本不必成其為共
產黨。我們雖否定李大釗先生所謂暫不過問實際政治的說法,但經多方推敲,仍然難於確定
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其內容主要是對於現實政治各方面的應有態度。只因我們對於馬克思
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尚不能坦然接受,也還弄不清楚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
革命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無可奈何之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我們不必傲中國的馬克思和
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
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我們並非不過
問現實政治,而是不在實際上從政,如黨員擔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黨綱與政綱並沒有詳
細擬定而暫時擱置下來了。
我們又談到黨章和實際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先生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採黨魁制,如孫中
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的總理那樣。他舉出許多事例,證明中國過去各政黨因采黨魁制而發生了
種種流弊。他主張中共採用較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聯絡之責;其他
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認為這種組織方式已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妥善,也
適合中國的實際情形。他強調減低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
也可以杜絕黨魁制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對於甚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共產黨這一點,我們的想法大體是主張寧缺毋濫。我們認為
參加共產黨的人不僅要同情和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我們都贊成在
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中徵求參加者。我們都不願意政治背景複雜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參加進
來;但也主張不管過去信仰那一派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只要現在能信仰馬克思主義並
參加實際工作,就可以接受入黨。一般說來,我們認為共產黨是聖潔的,要求每一個參加者
也必是純潔的人物。
陳先生最注重如何展開各項實際工作。他素來不尚空談,說干就干,認為首先應在各重
要地點組成若干中國共產黨的小組,並立即開始宣傳、組織的工作。我們雖是邊做邊學,但
不願見中國共產黨竟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因而第一項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
究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進一步則翻譯介紹。其次,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不能沒有工人,
工會是共產黨的基本組織,也不能沒有。原有的工會不是組織落後,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會;
因此我們須從頭做起,組織工會,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做黨員。再
者我們很重視青年,不僅需要其中少數急進人物參加,而且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更廣泛的
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們覺得可由已覺悟的知識婦女帶頭發動,廣大婦女
群眾也很快可以組織起來。我們沒有談到農民,這大概是認為現在還談不上,再則農民和共
產主義實在距離得太遠。
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
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都一致表示贊成。他特別提到戴季陶對馬克思
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但戴與孫中由先生關係極深,是否會參加中共,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