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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能寬容他們。現在黨內有過反黨行為和思想不純正的同志們，黨對這些人也不應輕輕放
過。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
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
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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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
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共中央的人選，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會以後，已迭經變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員，亦權宜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時，中共
中央認為一時還不能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而王明覺得有些人應當參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這個名單。
可是毛澤東對於王明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國的趙雲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原則上毛是贊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並
說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上和反托派鬥爭上，都沒有把握住這個舵，願意減輕自己的責任，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經王明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後，沒有再發言，名單也算通過了。
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
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過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
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
我當時心灰意懶，已不大願與這一群人為伍，因而置身事外，沒有捲入爭論的漩渦。我
在王明的名單中的名次，仍被列為第三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王明在解釋他安排這個次
序的理由時，曾說的我是國內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也譏諷我犯過另立
中央的重大過失。我覺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責備我，為了不願重提往事，我只好緘
口不答。
陳雲和趙雲兩人較之王明似是老練些。他們說話的態度相當謙虛，往往對王明所提出的
意見，略家補充，對我們這些在國內奮鬥的巨頭們，他們則常表示推崇，因而他們在大家歡
迎聲中，就任政治局委員，並分擔組織部長和政治保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兩個重要職務。後來，
毛澤東鬥爭王明的時候，他們兩個也沒有被牽涉在內。
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單獨談話中，他問我毛兒蓋會
議爭論的癥結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評黨中央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軍事領導權。”他說：
“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
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
我切齒痛恨的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王明回答說：“你不
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他接著說明在莫斯科的大清黨中，證明我與托派並無聯繫；可是
不能因此說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沒有托派，也不能說我自己不會受託派的利用。他還說到與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經過幾次清黨，都沒有露出破綻。他一直有些懷
疑，這次他在新疆，將他們逮捕審問，果然他們直供不諱，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們懲
之於法了。
我耐著性子向他指出刑訊逼供，難免冤枉好人；從前項英在江西蘇區厲行肅反，採取審
問逼供手段，有些供詞竟牽涉到他自己，這才使他覺悟過來，供詞是不可盡信的。王明為甚
麼這樣喪失自信，覺得到處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們的國家很可能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團結一切力量來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們把許多同志當作托派來清除，
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大概看見我神色憤怒，言辭犀利，因而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
吧！”
王明向我宣洩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史達林肅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著極大的刺激。
李特、黃超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參謀長，黃任秘書長。李原系列寧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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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軍政大學的畢業生，黃則在上海做學生運動，系學生會的一個活動分子，他們在到鄂豫皖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