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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軍官的親屬，因為家中有人帶兵，也就倚勢在鄉村中作威作福。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
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這句當時在武漢流行的話，確是切合當時的實情。軍官們不
僅從鄉間接到許多壞消息，而且他們的親屬也有從鄉間逃到軍隊裡來，擔任軍中的文職工作，
也就使軍人的反感更為火上加油了。軍官的反農運的呼聲，一時陡然高漲起來。
鮑羅庭為了團結反蔣勢力，不得不重視軍官們的情緒。他強調農運和土地革命應不侵犯
革命軍人家屬及其土地財產為前提。各有關方面對鮑羅庭這種主張，也紛紛表示贊成。但在
進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廣，困難多端。譬如革命軍人家屬就有狹義的與廣義的解釋之不
同，狹義的解釋，只包括革命軍人的直系親屬；至於廣義的，則要求將親屬範圍擴大到旁系
姻親。這又引起了從事農運的積極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將軍人家屬算在土豪劣紳以外，
而且又採用廣義的解釋，則在湖南就根本沒有土豪劣紳可以反對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軍人
家屬已經被農協侵犯了，要想補救更為棘手。農協的負責人覺得如果一一翻案，農協將要垮
台。
事態在議論紛紜之中，沒有一種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轉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來到武漢的中共湖南區委委員夏曦、郭亮等人商量過這些問題。
我向他們指出湖南農運雖然轟轟烈烈，可是沒有武力做後盾，也沒有組織農民蘇維埃政權的
計劃，現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著農運的威脅，日漸右傾，農運卻在左傾，在這種各走極端
的情勢下，是會出亂子的。如果要維持農協與軍人合作的話，在農運方面就要採取行動，縮
小土豪劣紳的範圍，並糾正其中的偏差。他們當時雖贊成我的建議，但回去以後也沒有力量
或者沒有盡力去促使這些建議的實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也是議論紛紜。大致可分兩
說，一是主張深入革命，乘勢將農運推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去，不應受農運行動過激之說的影
響；二是認為為了農運本身的順利發展，糾正某些偏激行動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終於通過決
議，採取行動，糾正其中的過激行動；指令湖南區委實施。但它並未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驟，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團去湖南督促執行，因而這個決議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沒有主動的扭轉向左發展的農運趨勢，任何人都顯得無能為力了。新成立的農政
部在譚平山主持之下，忙著調查農運狀況，草擬一些有關條例。國民政府所設置的土地委員
會卻在那裡討論沒收土地的辦法，對於所謂經濟的沒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抑
或是政治的沒收—限於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等類的問題議論不休。國共兩黨的聯席會議，
除了談論一些農運偏激情況以外，也沒有人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而一切糾正農運的設想，
都顯得緩不濟急，或者只是紙上談兵。
武漢人民由於對農運的反感，各種傳說一直不脛而走，有人說國府主席譚延闓在鄉間的
親屬被農協侵害了，有人說唐生智部的師長何鍵的父親被農協拘捕了。這些傳說，用意是要
證明農協是在“革”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勢下，農民激進主義的代言人毛澤東，卻在
寫他那篇著名的《湖南農運調查報告》，並埋頭在那裡訓練農運幹部，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
⑧。他是一意要將全國農運循著湖南的路子推進，走到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區委畢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他們雖曾對我表示過要糾正偏差，而事實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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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直是追隨農運的左傾方向前進。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岳
峙曾在報上發表一個農運計劃，主張以和平建設來解決農村的糾紛，要求各地農協接受國民
黨的領導，傾全力於農產物的增加和農業的改進。劉岳峙是當時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國民
黨內組織了左派小團體名為“左社”，與中共的湖南同志們一向合作無間，因而他能擔任農民
部長這個職務。他的這種主張自然含有不滿中共農運方針的意味，可是農業增產和農業改良
確也是湖南中共農運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應該予以善意的加以採納，可是中共湖南區委
對劉岳峙這種主張，都斥之為右派的言論，予以嚴重的打擊。並利用他們在國民黨湖南省黨
部屬於多數派的地位，公開開除劉岳峙等人的國民黨籍⑨。這件事證明了他們是粗暴的違反
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他們在領導農民鬥爭中，忽視了增加生產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們否定了像劉岳峙這樣的緩和農村鬥爭的主張，仍捧著孫中山先生的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