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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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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
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干
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面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
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繫，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
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
術上掌握這些控制，
毛澤東利用這些控制，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
幹部要求學習，毛便乘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
面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明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
們都或多或少的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
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制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聞天等黨棍，表現得頗為
頤指氣使。毛曾多次笑著向中共要人麼說：讓他自己來應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積極方面的工作，諸如爭取和影響新來的青年人，注意黨務和民眾工作的發展，以及邊區地
方政治的改進等等。這就是毛澤東實施獨裁開始時所放出來的保護色。
當時中共要人們，大多分散到各處工作去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率
領了大批幹部到西安，接著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與國民黨辦外交，有的作說客，有
的乘機發展工作。彭德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都赴前線工作去了。張聞天、凱豐為
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裡內內外外，忙著布置職工運動。林彪等聚精會神辦
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擔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參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輕鬆的朱德，忙著與
那些新來的人接觸，有時與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為西路軍的失敗而憂
傷，設法圖謀補救，而當時我是被人孤立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
會主席，兼管外交，坐鎮中樞的毛澤東，因得毫無顧忌而大權獨攬。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
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
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
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甚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麼？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
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
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面八方圍剿我們麼？
毛氏也曾故作鎮靜的說：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打游擊。接著又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
表露他的心情說：現在與過去，究竟大不相同，從前是硬打著蘇維埃旗幟造反，現在是聯蔣
抗日和擁蔣抗日，總不能像張學良那樣，再做些兵諫的文章。可在我們將要做的文章，應當
有那些內容呢？如何鼓勵士氣呢？
當時在場的要人們都主張，先查明實況，再定大計。毛氏在這種言詞鼓勵之下，就接連
不斷要發電報與周恩來，詳細追問，周密指示，其內容要點，就是要找著蔣介石氏在西安的
親信，疏通一番，著重說明，中共事先並未參與西安事變的密謀，事後也是以調人身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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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和平解決，使蔣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來與張、楊兩方斷絕明顯的來
往，要處處表示不和張、楊共同負責。而且要周恩來設法銷毀一切同張、楊來往的證件，可
能的話，也請張、楊方面毀滅這些證據。
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一個在內策劃，一個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