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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概是鑑於幾次我未參加中央會議，所以過來遷就。而且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見
如何，他們視為是重要的。會議中一切表現，大致也是尋求諒解，無形中彌縫了過去鬥爭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負責的態度，就應考慮今後應否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和工作。我當時
決定還是保持原有態度，再不受那些陰謀家的擺布，我雖然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但決不再參
加政治局會議。
那次會議後不過數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邀我去講授政治經濟學，他告訴我這是一個
高級班，學生四十餘人，都是各地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其中半數是大學已經畢業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不用說他們對經濟學已有相當的知識。不過他們所學的
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要我去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我於一九二八——三 0 年間，在莫斯科讀了約兩年馬克思《資本論》，對於經濟學的造詣
很淺。而且多年廁身軍旅，書本早已扔開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這半罐子水，如何能講
經濟學。成仿吾極力要我擔任，並說如果我不肯教，再沒有別人可以擔任，這樣，我只好勉
為其難了。
那時，各地的青年學生，湧來延安的大量增加，學生們和從前一樣，背著自己的行囊，
不辭跋涉與艱險，從遙遠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目的地，還有些
中途被國民黨攔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殺害。他們將延安看作是抗日聖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這句話，成了青年人的口頭禪，國民黨壓迫青年的政策，也無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中共中央將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去學習。到了四月間，外來學生的
數目已有一千幾百人了，抗日軍政大學隨之擴大，城內校址不敷應用，乃擴至城外飛機場附
近，學校的設備極為簡陋，教員教材尤感缺乏，而學生人數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澤東在那
里講授哲學和戰略問題，後來他所發表的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
論》等文，就是以這時的講稿為基礎的。張聞天、凱豐講列寧主義黨的建設，朱德則擔任游
擊戰術等類的課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員，大致都擔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參加較遲的一
個。
我講經濟學，每星期九小時，分排在三個上午，要在三個月內授畢。這是一個繁重和幾
乎吃不消的負擔。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著的經濟學的書籍，日夜準備我的講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飛機場附近的一個課室里，學生們帶著他們自備的小凳子，分別排列坐在那
里聽我講課。課堂內除了一塊黑板之外，沒有任何設備，學生們都按時來上課，除疾病外，
不會有人缺席，他們都埋頭摘記我所將的話，心無外騖，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關於經
濟學範圍內的。他們覺得他們是自動學習，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適，都毫不影響他們
的求知慾。
我這樣努力了三個月，幸好完成了任務，如果不是盧溝橋的槍聲，改變了我的教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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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也許我能成為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多個學生和我相處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誠相對，連師生
間的矜持也沒有了。學生們覺得我是他們所遇見的經濟學教授中最能幹的一個，學校當局也
把我當作一名好教書匠。我雖自知仍不過是一個經濟學的學生，但這些鼓勵也頗使我自慰。
這種極度熱烈的學習氣氛，使我忘記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單調。工作之暇，常有學生
到我的住所來，教我唱抗日歌曲，他們也不似我這個學音樂極為笨拙的學生而討厭。我的同
志們和學生們，有時來陪我散步和漫談，四方面軍的幹部，也常成群的來探望我。我下山上
課的時候，也常有人圍著我談天。我當時的原則是，遇著黨內問題，就只笑而不答。
由於大批各地前進學生涌到，多數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那時已使整個延安的氣氛為之
一變。他們帶來各大城市的消息，開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擊英雄們的境界。人們無論在接談
中、文化娛樂中，以及公共活動中，再也不談那些長征的單調故事，一切都以抗日為主題了。
各地社會狀況，也漸為人們所知曉，外來的影響日甚一日。中共少數白區地下工作人員，如
劉少奇等，秘密來到延安，更使中共巨頭們直接受到影響。
劉少奇與四月間由白區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很長的書面報告，他描述各地抗日運
動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領導方面太沒有力量，中共的白區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著左傾的錯誤。在他看來，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
政策和領導工農群眾的政策，便已左傾多於右傾。後來在蘇維埃時代，更犯著嚴重的左傾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