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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籍，參加革命較早，深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影響。他們在兩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戰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軍獲得鐵軍的稱號。他們目擊革命陣營鬧得四分五裂，馮玉樣、唐生智等
軍閥氣味很重，蔣介石、李濟琛等的作為又太離譜，一切的一切他們都有點看不順眼。他們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飄流在外，無所依託，抑鬱難申。返回廣東的想法，除了思
鄉和消極情緒外，還有脫離污濁氣氛，先將廣東情況改善，再圖發展之意。這也就是當時南
伐之說的根源。
第四軍是否會反共，說來似乎也是多餘的。第四軍將領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產黨籍，如
葉挺、周士第等，大多數是老四軍出身，置身其間，與眾多的國民黨籍將領，同系老戰友，
一向並肩作戰，從未顯露出他們共產黨人的特殊色彩。第四軍一向都獲得兩湖工農運動的協
助，工農運動的過火，又與廣東籍的軍人家屬毫無關係。因而第四軍並不熱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會覺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勢力，特別會損害第四軍的戰鬥力，實無平地攪起風波的必要。
張發奎氏為第四軍首領，他對時局的態度，極受一般人的重視。北伐前，他原任第四軍
第十二師師長，第一次北伐後，即升任第四軍軍長，第二次北伐後，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
方面軍總指揮。他那時年輕有為，沒有軍閥氣味，當得起模範軍人，既是革命正統，又英勇
善戰。因此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愛。他愛護他的袍
澤，不分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他曾明白表示，第四軍將保護中井黨員，在武漢分共的緊
急關頭，他表明擁護汪精衛，並因此與仍然主張容共的鄧演達疏遠下去。這似是時勢所迫，
不得不贊成和平分共，但反對或不願縱容那種殺害共黨的行為，因強調保護之說。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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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衛雖標榜和平反共，人們都覺得和平其名，縱容殺害則為其實。因而人們紛紛猜測張氏究竟
會追隨汪精衛到甚麼地步。當時與張氏關係較密的俄顧問們，如加侖將軍，即對這位難得的
革命軍人頗為信任，認為中共可以而且應該與之保持友誼，不應彼此鬧翻。
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等所策劃的南昌起事，是由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獨立
團從四軍系統中分裂出來為骨幹的，這就意味著與張發奎氏直接衝突。周恩來所持的先發制
人之說，也是不計成敗，不顧後果的孤注一擲，挺而走險的做法。加侖將軍對之雖沒有正面
反對，但他總覺得與張發奎氏所統率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回廣東，或進一步實行所謂“南伐”
⒀，勝算將會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對於加侖的意見也從未反對過，只對能否實現一點頗有疑
問，並認為葉挺等部能和整個四軍一同返粵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減輕與張發
奎氏的衝突更好），束手待斃，將是下策。這就是南昌暴動一觸即發時，加侖將軍還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張發奎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粵的由來。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立即提出了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在漢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內，他告訴我鮑羅庭可以經過馮玉祥的西北區回莫斯科去，
共產國際派了一位新代表來，名叫羅明那滋，一兩天內就要到達。據羅鮑庭告訴他，羅明那
滋是少共國際出身，不懂中國情形，素以左傾著稱，要我們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著瞿秋白又表示他這幾天在廬山與鮑羅庭冷靜的研討，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
問題要有交代。中共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
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斯基派攻擊斯
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後能夠領導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
瞿秋白更具體的表示，如果這一失敗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
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
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
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他還告訴我，鮑羅
庭希望他和我能繼續領導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論的研究，要我主持實際工作。
瞿秋白這些話引起了我極大的反感。我覺得在這個緊急關頭，不去實際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卻在責任問題上勾心鬥角，未免太不成話。因而我向他憤怒表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
這次失敗的主因，不真誠的去檢討，反而推卸失敗責任，是不足為訓的。中共中央全體本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