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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眾性的團體中活動；有些混到國民黨各軍政機關，發揮微妙的作用。
張聞天覺得有些同志過去被視為投機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現在竟證明他們能單獨奮鬥。他
也覺得中共中央須根據新的情況，從速整理白區黨的組織。
張聞天對我們與張學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願多表示意見，似乎也不抱樂觀。他曾向我
表示這些事都由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在處理，前者在後面策劃，後者在外奔走，並說：“老毛
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干罷！”張聞天說這些話，可能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中
之一也許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預“老毛”所管的事。
毛澤東那時似乎是聚精會神注意“國家大事”。他笑著向我說：他是“買空賣空”，這句
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他根據他所知道的材料
做各種推測，主要說到日本侵略東北和華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
國內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國民黨軍隊裡去了，看來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很難維持下
去。
他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時，也只承認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默契是一項具體成
就，可以稱之為“張揚共三角聯盟”。他推測將來西北抗日局面的發展，大致是有張學良與楊
虎城選擇適當時機，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南京自然不會接納，其結果將在西安出
現一個反南京的獨立政府，這個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個明確的抗日綱領，獲得英美蘇
的支持和國內輿論的擁護；另一面要看張學良楊虎城能否聯絡各省的實力派和瓦解南京內部。
至於幾天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他當時似毫無預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國抗日的，也會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說莫斯科從未肯定表示
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對，據他推測，莫斯科的來電曾表示，如果紅軍能由寧
夏接通外蒙，或者經由甘肅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蘇聯將予以軍火援助。這樣，我們可以相信，
如果能形成一個更廣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蘇聯更非援助不可。
當時中共中央沒有舉行過任何正式會議，似乎都將責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
對外關係，如西安的電報來往，完全由毛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
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氏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
和其他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
東的精心傑作，字裡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雖曾獲得好幾次的
零星勝利，但我方彈藥消耗日多，有無以為繼的情勢。這種情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
項情形，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其挽回厄運。
我的心情當然是不愉快的，別人也不多理會。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
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
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
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裡，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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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
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
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
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說：
“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麼別
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
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在那裡狂笑的毛澤東也接
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揚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說：
“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
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面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