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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正準備遷移。他們埋怨中共沒有為他們的安全著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簡。他們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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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裡，來時又直接經過日租界的大馬路，他們很為我的安全耽心，因為在
那條大馬路的路口上，有一個叛徒張開運②經常守在那裡，專門獵取中共人員。
我知道了這對青年夫婦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勵。他們告訴我應邀前來與我會晤的
同志們，多數可於當天由北京等地趕來，至於會議的地點，除這裡外，他們以為並沒有更適
當的地方，因而我決定明天一早，就在這個交通站舉行會議，並要他們假裝過生日，讓到會
人們充當祝壽的親友，以掩耳目，他們也告訴我下次來時，如何繞道避免經過日租界大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達這個開會地點，應邀來的同志接著陸續來了。參加會議的連我
在內共有九人，聚在樓上的臥室內，圍著一張方桌，桌上還擺有麻將牌九等賭具，以備必要
時作為掩飾。那對充當主人的青年夫婦，則在樓下應付。
擔任會議主席的是北方區委書記陳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過中共河南區委的組織部
長，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讀，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於一九二九年初歸國，參加北區工作，
後來升到區委書記。其餘到會的多是從北京來的，太原開封各有一人參加，濟南西安等地的
同志則未趕到（到會者的名字，我已記不清了，也許現在北京任要職的人中，有參加過這次
會議的）。
會議開始後，到會者都覺得為了安全起見，應節省時間，儘早結束。我則認為這次會議
舉行不易，應儘量發言，不受時間限制；我建議到會者，脫掉皮鞋，以免走路聲傳到隔壁去；
不要吸菸，以免煙霧從窗口冒出；低聲講話，不要引起鄰人的注意；我還鼓勵他們自由發言，
不要有任何顧忌，以便將長時間積下來的問題，一一澄清。我的這些建議，使與會者精神為
之一快。到會者的發言非常動人，他們所追述的事，有些為我聞所未聞。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組織，自李大釗先生被害以後，遭受敵人的種種摧殘，為之悽然淚下。有的指出八七會議
後的中央，對北方組織頗有歧視，仿佛這是機會主義影響較深的地區，不禁憤慨嘆惜。有的
以黨內紛爭和同志們不滿情緒為慮，並舉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書記張金彪（即張慕陶），
利用托派口號，帶走四十多個團員，另行組織一個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為例。他們紛
紛批評李立三在六次代表會議以後，不顧北京實況，亂發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國民黨軍隊
中任下級軍官，李立三即命令他發動兵變，這無異是白白送死；同時他又命令北方組織，配
合南方各處的暴動計劃，要求他們做些破壞交通等工作，這種任務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耽誤
了北方組織本身爭取群眾的獨立任務。北方區委為此曾多次表示過異議，但被中央斥為機會
主義。
北京區委執行李立三命令的結果，是組織被破壞，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卻又無法善後。
北方區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請求，也十九是碰釘子。李立三這種鞭策同志的作風，
引起了同志們的離心傾向。同志們有的消極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會議都很少人出席，紀
律也廢弛了。“黨既不愛護黨員，黨員為何要服從黨。”這句話是北方同志那時常說的。他們
這次要求我設法改善中央這種作風，並賦予北方區委以實現本身任務的較多權力。
他們對於四中全會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線，頗有懷疑；對於陳紹禹等的當權，深感危懼。
曾有人詢及四中全會後，是不是中央完全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來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間我：“你這次回國，有何善策挽救黨的危
機？”
當時，我十分難過，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我極力安慰他們，並說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記過去，一致團結，從新做起。我的這些話得到陳原道的熱烈響應，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組織的危機，要求到會者提出各項具體的建議。
經過幾個鐘頭討論，我把種種意見歸納起來並作出結論，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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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指示概行無效，同志們因不滿這些指示而受到的譴責和處罰，除張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後工作應遵照六次代表大會、四中全會和這次北方區委緊急會議的決議進行。
三、北方區委及其屬下各級組織，應注重聯絡暗藏在各工廠各鐵路各學校以及農村中和軍隊
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於秘密組織工作，扭轉消極氣氛，利用反對帝國主義的熱情和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