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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輕或重的傷。我曾背著一節大木送往碼頭，經過冰凝的圓木橋時一下
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傷了幾處。俄國人看出了我們硬著頭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後幾次
便不要我們搬運木材，將我們分批派到車站附近去擔任掃除積雪的輕鬆工作。我們住久了、
生活過得很膩。聽說這裡要舉行蘇維埃大會，大家趕著去參觀。在一個大劇院裡，到了八百
多個蘇維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這些代表多是四鄉來的，穿得破破爛爛；大會主席似乎是
個農村工人，一樣穿得很破爛。我們到達時，主席正在演說。我問陪我們同去的威金斯基：
“他演說得很不錯，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說：“是的，這位工人在不久前還不大識字哩！”
我說：“何以進步得這樣快呢？”他說：“當然要有人指導。這位工人便是施瑪斯基所指導的。
他的一切言論行動都受施瑪斯基的指導。”從他這句話中，我對於當時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層
的了解。當時蘇俄的各項工作，確是由許多工人農人在出頭負責。不過，這些工人農人的背
後，都是由共產黨員在一一指導著的。在伊爾庫次克將近兩個月，大會的會期仍未確定。我
們不懂俄國話，和俄國人往來很少。平時除了準備向大會提供一篇報告外，便無所事事。我
準備的一篇報告寫得很長，內容著重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和現狀的分析。我從井田制度寫
起，自周秦歷朝以至現代，寫了一百多頁還未寫完。那裡既無參考資料，又無人將它翻成俄
文，明知寫好以後，也等於白費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卻藉此消磨了這段枯寂的時間。其
他代表的報告寫得短，無聊時間自然更多了，只好到處去跑，或找俄國人混混，或與當地的
華僑漫談。
伊爾庫次克的華僑散居各處，有少數在機關中當公務員，也有參加軍隊的，多數則在當
地做生意、做工或開洗衣鋪。他們多數不滿意蘇俄政府。
華僑對蘇俄政府的不滿，主要還是在經濟問題上。俄國經過四年歐戰、三年內戰，蘇俄
政府在內戰中採取軍事共產主義來支持戰爭，組織貧農團，派遣軍隊到農村中去，類似打劫
式的將糧食完全沒收。這樣的作法當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窮財盡。等到內戰完了，在一九二
一年三月克倫斯坦暴動之後，蘇俄當局深感事態嚴重，因此在同年三月舉行的第十次黨代表
大會上，宣布了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反映到伊爾庫次克時，一般人民都表示極不信
任。新經濟政策雖然准許商人做買賣，但商店仍舊家家關門，連理髮店也沒有恢復。農民雖
在農業稅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後，還是不肯多種糧食。他們對於政府的紙幣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間幾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們中有人曾問華僑：“俄國人為甚麼對政府這樣的不信任
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這種政府，如何能信任呢？”過去已經將人民的財產沒收了，
糧食搶去了，將來還不是一樣的要沒收，要搶去嗎？政府發行了這樣多的紙幣，一天天跌價，
還不是欺騙老百姓么？這個政府，除了會殺人外，還能做些甚麼呢？“至於說到蘇俄政府中
的人員許多貪污腐敗的情形，那還是次要的事。
對於蘇俄懷著滿腔熱忱的代表們，經過這兩個月的體驗之後，心中所發生的問題更加復
雜了。大體說來，第一個問題是：蘇俄將往何處去呢？這樣落後的俄國，特別是這樣荒涼的
西伯利亞，如何能建設社會主義呢？第二個問題是：新經濟政策將領導俄國的經濟向那一個
方向發展呢？第三個問題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與中國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麼分別呢？第
四個問題是：中國與俄國的國情相差這樣遠，是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可以做中國革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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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呢？這些問題，一時無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無法解釋的。這些事的確使代表們的心裡受了
很大的影響。後來有人歸過於我，說我不善於向別人解釋，其實連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爾庫次克遠東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電報，指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改在
莫斯科舉行。代表們得到這項消息，能離開這個住膩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觀光，當然非
常高興。一九二二年初，一輛專車載送我們西行，雖然仍是普通的舊車廂，可是後面掛了一
節施瑪斯基專用的花車，使這一列車增光不少。而車中又初次出現了蒙古代表團，他們中有
穿著大紅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著花花綠綠蒙族傳統服裝的女子。這些人從遊牧地帶
走入新時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國人指導，與我們這些人言語不通，格格不入。這一列馳騁
在西伯利亞荒原上的專車，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個東方民族的陳列館。沿途所見到一切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