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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
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史達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決議文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
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制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面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面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史達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史達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制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史達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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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史達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只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麼？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面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游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云云。但這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