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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主席團的委員，兼秘書處的秘書，我則被選為候補委員及候補秘書。我們都可以經常參加
東方部的會議。尤其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更非我們到場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東方部提出了有關中共問題的意見書，主要內容是說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即將到來，因此，中共應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中共要和共產國際的其他
支部一樣，著重於反右傾的主要危險。
我覺得我應該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要讓盲動主義再抬頭，因而也提出了
與瞿秋白針鋒相對的意見書，我說明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並無立即到來的跡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慘重損失，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反被推遲了，應遵照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積極爭取群
眾，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情緒，決不可讓盲動主義復活。
此外，中共駐農民國際的代表王若飛也寫了反對瞿秋白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意見書，他
除表示中共應繼續克服盲動主義的傾向外，進而指出那些盲動主義者在農民問題上，不了解
反對富農的重要，反而犯著主張聯絡富農的右傾錯誤。王若飛這種見解，顯然比我更進一步，
企圖將左傾和右傾的錯誤，一股腦兒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傷腦筋。
我們為了這些不同的意見，反覆辯難，相持不下。瞿秋白誣指我認為中國革命新高潮的
到來，遙遙無時，正是右傾的思想。我則平心靜氣的答以我是維護六次大會的決議，不要毫
無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謂中國革命新高潮即將到來的主張，究竟有何根據，似應首先予以證
明。
這個爭論在東方部每周一次的會議上，都曾不斷的討論，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還是不能
作具體的解決。東方部的要人們都或多或少的表示並無充分理由來修改六次大會的決定，但
又不願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張，當瞿秋白喋喋不休的發表反右傾的高論的時候，枯西寧曾譏
諷的說：“我看中國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時有左右兩個傾向。”我當時即覺得這句話也許適用於
中國同志。一般說來，東方部的要人們不願在左傾與右傾這個問題上糾纏，大多就南京政權
占有北京後的前途①、亞洲生產方式、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及富農等問題，作理論的闡
明與研究。
在東方部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枯西寧曾宣稱：“史達林本人是中國問題的最高
權威，而且他對共產國際目前應予中共中央以何種補充的指示的問題，也極有興趣。”接著他
提議組織一個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包括史達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史達林身邊的中國問題
的秘書，草擬對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將東方部討論這個問題的全部記錄，統交這個三人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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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會處理。枯西寧這種作法顯然是放棄了東方部的職責，推給史達林去直接處理，也許是他另
有苦衷。從此，東方部的會議，也不經常舉行，對東方各支部的指導改採個別處理的方式，
這似是對討論中國問題引起了麻煩，而加以改變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成立後約兩個星期，史達林約我和瞿秋白去
會談，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與史達林直接商談中國問題。那天晚上九時，在他那間陳設很簡單
的辦公室里，史達林坐在大辦公桌的後面，我們則與他隔著桌子對坐，他不斷的抽菸斗。開
始時他問了一些有關我們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對我們很親切，表現了他那老於世故的態度。
接著史達林問我們：像宋慶齡這樣的人，如果在中國大城市的街上，遇見一個共產黨員，
會不會叫警察逮捕他？原來宋慶齡在離開武漢後，來到莫斯科，正遇著中山大學在進行反國
民黨運動，她參加過幾次這個學校的學生大會。有些大學生的發言曾批評過孫中山先生的主
張和作法，為她所不滿，並曾公開表示抗議，因此，史達林才提出這一問題。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會的。”接著說明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確是熱
烈擁護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人，她對過去孫中山先生手訂的聯俄聯共政策，曾表示過信守不渝；
對南京那些軍閥政客，公開背叛孫先生的理想和主張，更是厭惡②。雖然她在莫斯科曾有過
不滿我們的表示，但不會因此跑到反共的極端上去，退一步說，她也受著中國孔夫子道德觀
念的影響，不至於在街上捉拿共產黨員的。
史達林接著問：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來辦一張報紙？他這個問
題，似是判定陳獨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排出中共中央之後，可能會採取反共產國際的態
度。他所耽心的是陳獨秀有無能力另行辦報或另行組黨等等。
我告訴他：“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我根據我所知道的事實，告訴他陳獨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