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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上述見解，中共中央與鮑羅庭之間有了分歧。孫先生逝世後，回到廣州的鮑羅庭，
在專心致志地培植黃埔，並企圖憑藉其力量，建立所謂“革命的專政”。他根據廣東實況，認
為國民黨內只有左右兩派，並無所謂人數眾多的中間派。因而不滿聯絡中間派的統戰策略。
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們與他之間從未發生政策上的嚴重爭執。其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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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響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
示行事，決不任意自作主張。但他的權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廣州的鮑羅庭，
因為他們直接受蘇俄政府的指揮，而威金斯基在蘇俄政府中並無地位；所以他不得不僕僕於
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進行協商。
威金斯基負擔著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責任，我們不通過他就無法與共產國際接
觸。在“五卅”前後，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組織得很好，有幾位助手幫忙他處理日常
事務，他自己則專心考慮政策問題。他的妻子沉靜和藹、身體瘦弱，時常鬧病；但她仍努力
協助她的丈夫工作；為了秘密文件的送達，她還常奔走於莫斯科與中國之間。
那時，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臨崑山花園的小洋房的三樓上，房東是一位白俄富商；我們
出入其間，從未驚動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們正在威金斯基房間內舉行會議，樓下突然來了
一些租界的外國警官，我們頗為不安。威金斯基卻處之泰然；他說，這些警官不過是房主人
的賓客，他們常有往來。所以在這裡開會，只要大家來時沒有暗探跟蹤，就很安全。由此足
見威金斯基那時在上海已獲得白俄的掩護。
我們的會議由陳獨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準備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提出討論；與會者
也都可以隨時提出議案，會議進行得頗有效率，民主氣息也相當充分。威金斯基雖發言最多，
但從不以“共產國際”的帽子，來左右會議的決定。他總是表示尊重多數的意見；這與已往
馬林的盛氣凌人大有區別。
當時，中共中央，尤其是陳獨秀先生，很重視提高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力聞題；也不喜歡
蘇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內部的事務。在中共內部，北京、廣東兩個區委會，歷來有些獨立自主
的傾向；它們有時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據當地的實況，或者經加拉罕（在北京）、
鮑羅庭（在廣州），直接獲知共產國際的意向，作出與中央指示並不完全一致的決定。尤其是
廣東區委在“五卅”後向中央的報告中，往往以鮑羅庭的意見，作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據。
這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會議上表示：廣東區委似乎有了鮑羅庭的意見，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這一點上，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場，他表示任何損害中共中央
的統一領導的行動，都是不應該的。
第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共中央組織日趨龐大，會議更是頻繁；一切事務，就得循著組織
的體系，經過複雜的手續來處理；陳獨秀先生的權力也就因之擴大了；甚至各地方組織的負
責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著，中共內部，所謂實際工作派和留俄留法書生派之間，也出現了
互相磨擦的傾向。
陳獨秀先生以中央書記的身份領導中央秘書處，併兼任組織部部長。中央秘書處主管行
政事務，設秘書一人，受書記的指揮，總攬各項工作。這個職務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擔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國的王若飛接替。秘書處之下分設文書、財務、發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決定均由秘書處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組織遵辦。財務是完全秘密處理，並不提交
中央會議討論。當時中共經費主要是倚靠共產國際的支持（黨員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陳獨秀
先生根據需要與威金斯基商定。
陳獨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組織部，較以前也大為充實。以前黨員人數很少，組織部工作
簡單；到了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員數達千人，且還在增加之中，組織部的工作才開始繁
復起來。這時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
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通過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傳工作也同樣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長；他有一幢三層洋房的辦公室，負責
指導黨內宣傳工作；包括通俗宣傳、政治宣傳及黨員文化教育等工作。至於《嚮導》等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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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輯，中共中央認為是其有政治指導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編；其編輯方針直接由
中央議定，不受宣傳部的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