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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志們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無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條路，因而我在大會沒有開幕以
前，就開始準備北返了。
當時我雖然意態消沉，但仍照常參加各種宴會。開會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孫中山先生往
往要發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他以遲緩而沉重的語調，講解他對大會的希望。在我所能記憶
的他所說的要點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於輕視革命黨的作用，力言當時“革命軍起、革命
黨消”這種主張的非是，證明此後應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國民黨，本革命的三民主義，完成革
命與建國的任務。他這些話常使在座聽眾大為感動。
孫先生在演說中將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作比較的時候，說到俄國革命的勝利是得力於俄
國共產黨組織的堅強，但其所標榜的共產主義卻失敗了。他說俄國現行的新經濟政策，與太
平天國所實行的天朝田畝制是相類似的。俄國尚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那末，在中國實行三民
主義是最恰當的了。當他論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時，他總說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
又名共產主義，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中的一個部分。但他否定階級鬥爭
之說，認為在中國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並無階級的顯明分別。
他所以著重說到這些問題，用意很明顯，是想將所有的革命者都團結在三民主義的旗幟
之下。但我從旁觀察，他的說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覺得有些在座的國民黨人物，對於共產
黨員能夠真誠信仰三民主義一點，抱有懷疑。至於在座的共產黨代表們，對於他批評俄國革
命及共產主義的各種說法，則表示不安。當國民黨人對孫先生這樣的論點鼓掌歡迎的時候，
我從未見有任何共產黨人表示附和。
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原定一月十五日舉行，因籌備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開幕。開幕的時候，孫中山先生任主席並致開幕詞，旋即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
釗、謝持五人為主席團。
第二天繼續開會，由胡漢民任主席，討論大會進行的程序問題。在這次的大會中，兩個
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毛澤東與李立三發言最多。我卻坐在那裡，一言未發。據我的
觀察，許多老國民黨員大都以驚奇的眼光注射著他們兩人，似乎有“那裡來的這兩個年輕陌
生人？意見何如此之多？”的疑問，少數老國民黨員又似乎在欣賞他們這樣的青年精神。散
會後，汪精衛曾走過來向我說：“究竟五四運動中的青年不錯，你看他們發言多踴躍，態度
多積極！”
這是我所參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再沒有更多的機會聆聽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高論
了。後來有同志告訴我，他兩位始終是在大會中發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見常有出入。李立
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國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這次充當漢口市的代表，單槍匹馬的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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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上發表了不少批評國民黨的議論。毛澤東並不與他采同一的立場，常依據孫先生的說法來發
揮他自己的意見。這是他們兩人的初次交鋒。
當天晚上，在鮑羅庭家裡的一次集會上，我們討論如何使共產黨員在大會上發言趨於一
致的問題。討論完結後，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鮑羅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
返的意向，理由是看來大會一時不易結束，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即將舉行，我應趕往主
持。我的提議為他們所接受了。由於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於是我托譚平山和李大釗分別
向孫中山先生和大會主席團代為請假。
孫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離開廣州，便約我晤談。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時，在西濠酒店夜
宴後，晤談即在大廳中舉行。我向他報告我發動鐵路工人組織和參加二七罷工的經過，罷工
失敗後，經過許多艱苦，鐵路工人的秘密組織才漸恢復，我們已決定在“二七”一周年紀念
日（即當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現在距會期不遠，我是主
要負責人，是非趕回去參加不可的。孫中山先生也不問我對大會有何意見，便欣然表示贊成；
並說去主持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比出席這次大會還更重要而迫切，應當從速趕往，至於彼此見
面交換意見，此後還有很多機會。於是我們握手道別，誰知這竟是我和孫中山先生最後一次
的面談。
孫先生知道我對國共關係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但他極力加以彌縫。就在這天的深夜，他
派親信送給我一封信並附了二千銀元，托我捐給鐵路總工會，祝賀這次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
成功，並希望我個人的工作能夠順利發展。
二十三日我離開了廣州。我這次來去匆匆，人們也許可以看出我的處境和情緒，也許可
以看出中共內部的煩惱，而國共關係發展的大勢，也許可以從這裡反映了一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