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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於是他們進一步有
企圖在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中，多找些張國燾領導破產的“罪證”，但他們這些努力，不僅徒
勞無功，反引起複雜的爭辯。這些爭辯顯然不利於毛澤東、張聞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們就來個武斷的辦法，肯定張國燾的“罪過”是分裂中共中央，羅織了所謂反黨反中央
的極端“罪狀”。這些“罪狀”據稱是源出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
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因為“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他們以為用這個簡單的
邏輯就可以掩蓋一切。
張國燾“罪名”要點，既已確定，因此鬥爭的重點，就轉為爭取四方面軍幹部的支持。
鬥爭專家們大聲疾呼，四方面軍的幹部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檢討過去的錯誤，再不要受
張某人的影響，堅持錯誤下去了。但這個號召並未發生良好效果，因為有很多幹部，主張要
檢討錯誤，應當是全面檢討，而不應該片面檢討。說穿了，就是要檢討毛澤東等所領導的中
央是否也有錯誤。
這樣一來，鬥爭就轉入到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著一群鬥爭打手，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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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或者個別實行向四方面軍幹部展開鬥爭。他們盛氣凌人的審問被鬥爭的人，問些毫無道理的
問題：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姦過婦女嗎？”“說過甚麼反中央的
話或做過甚麼反中央的 事嗎？”等等。
這樣的鬥爭方式，可說極具侮辱性，與當時國民黨審訊“共匪”毫無差別；曾引起四方
面軍幹部極大反感。被鬥爭者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是不可冒犯的紅軍戰士，決不願答覆這
一類問題；有些聲言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於中共，決不承認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並沒有令毛澤東及其爪牙們有所覺悟。終於引起了“抗
大”內部大多數學生們的鼓譟。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原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領導著四
五百位學生，企圖立即行動起來，脫離抗日軍政大學。他們的作法，雖未公開言明，但顯然
是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相對抗。
這件事使延安大為震動。為了平息這次風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講話。在抗日
軍政大學的操場上，我想全體學生嚴肅的發表演說，指出所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
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但是黨內鬥爭也應當在正軌上進行。每個同志，不管來自那一軍，
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也有權利義正詞嚴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如果問題不能在“抗
大”解決，也不可違反紀律，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產國際控訴。
我這次演說，實際平息了“抗大”學生的反抗行動，但把我當作罪犯和人質的毛澤東看
來，我的言詞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採取高壓政策。毛澤東並不遵守諾言、立即釋
放當時已被捕的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高級幹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總數達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訊處理。
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這種鬥爭的立場，為四方面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
十一次之多，毛澤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
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他要向共產國際控訴，否則他就要脫離共產黨，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
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我因不願加深黨內危機，對張聞天只有怒目而視，忍
耐著一言不發。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次周恩來遇險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來
坐著一輛卡車，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轉南京去辦外交。當這輛卡車走出延安約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襲擊，周恩來和十幾個護衛他的武裝衛士，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折返延安。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梟雄猜測，認為系一嚴重的政治陰謀。他
根據護衛周恩來的衛士、和駐守出事地點及其附近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面軍這一事實，推斷
周恩來的遇險，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當天晚上，延安宣布戒嚴，形勢十分緊張，我的住所被重兵監視著。午夜，我從夢中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