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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種暴動是“自殺行為”，也不算是過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動，是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第一次出籠；他以為這才
是土地革命；較之仍具有機會主義成份的南昌暴動，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兩湖粵贛等省，
繼農運風暴而來的是地主豪紳的瘋狂報復。他們以恐怖手段向農民追繳欠租欠債，農民如稍
有反抗，動輒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險。在農協仍保有潛力的地方，農民們為了秋季收穫不致掃
數為地主豪紳們所勒索而去，在醞釀著反抗，中共兩湖的地方組織也因此提出了秋收鬥爭的
要求。中共中央則企圖擴大這種秋收鬥爭，發展成為實現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動。
在秋收暴動中，中共中央以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對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殺盡地主和燒毀
其房屋的“燒殺政策”。其實，這種並無實效的燒殺手段，除拖著中共走到恐怖主義的險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紳們更加瘋狂的向農民進攻。當時國民黨政權已不再考慮農民的利益，
一味慫恿地主豪紳迫害農民；這自然給予中共在農村中活動的機會。不通甫經大難的農民，
在痛定思痛的時候，立即驅之進行大規模的暴動，當然不合時宜。而且各地農協潛力強弱不
一，農民鬥爭情緒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動，也非隨處都可舉行。中共中央執行這種
錯誤的暴動政策，不僅失去了農運復甦的機會，而且使不少地區的農協潛力，又遭一次嚴重
的打擊。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間裡所設想的暴動藍圖，也很可笑。他設想群眾是革命的，所受壓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強，只要有中共黨員去英勇的發動，暴動就可如願進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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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殺敵人力量，抽象的設想到一個中共黨員拿著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點燃起來，乘
勢大叫殺盡地主沒收土地的口號，就會有成千上萬的農民響應，然後從四鄉浩浩蕩蕩的去奪
取縣城；集許多縣城，然後去奪取省會；再集許多省會而去奪取京城。由暴動成立蘇維埃政
權的壯舉，就這樣可以實現了。
為什麼這樣顯明的盲動政策盛行一時呢？羅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國的情況，卻自以為有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蹟出來。而神經受著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為過去一切都是機會主義的做法，現在要愈左愈好，多來幾次暴動，既可以洗
清他們過去的機會主義的污點，又可以樹立新領導的威信。同時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嚴重
的壓迫，滿懷憤恨，急求復仇；這種心理也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賀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滿意我們在南昌暴動中不夠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這種政策的為害，不問可知。當時的事實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組織，不顧本身實力，盲
目遵行這種暴動政策，受到嚴重的打擊。其他的一些地方組織因為領導人的才幹，沒有徹底
執行這個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實力。後來散布在各邊遠地區的蘇維埃區域，就是以這些保
留下來的實力為基礎的。
毛澤東在湖南東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就是秋收暴動中的一支主力。也由於毛澤東的老
練，能根據本身的處境，來採取行動，保全了若干實力，因而後來能成為井岡山上的英雄。
他所並湊起來的隊伍，以農民武裝為骨幹，來不及與南昌暴動的主力相會合；乃向湘鄂邊境
的山區單獨行動。當這些隊伍企圖進攻平江、瀏陽等縣城，遭受到嚴重失敗的時候，毛澤東
曾被批評為專憑槍桿子的軍事冒險主義者，也即是不肯發動群眾的機會主義者。當他受著敵
軍的壓迫，向井岡山退卻的時候，又被批評為不顧群眾的逃跑主義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連三的處分。但他能掌握了這支約一千人的部隊，建立井岡山基地，並費盡心機來應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沒有成為盲動主義下的犧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動作風，在上海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瞿秋白等並沒有計劃以暴動奪取上海，
但仍不惜採取一些冒險行動，以表現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組織，經過四一二的打
擊，創巨痛深，需要有細密的組織工作，才能恢復元氣。瞿秋白等卻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組織秘密工會小組鞏固中共支部組織等），而且覺得中共過去幾年來關於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機會主義的表現，不足重視，他們號召黨員起來行動，要各工廠各地區的中共組
織，做些極危險的工作；認為這樣縱然犧牲了，也是有價值的—既可喪敵人之膽，又可壯大
革命的聲勢。
中共中央經常命令幾個或者十幾個同志，在某家工廠上工或散工的時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幾句：“武裝暴動！”“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等類的口號。這樣，喊口號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