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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人家屬及其土地財產為前提。各有關方面對鮑羅庭這種主張，也紛紛表示贊成。但在
進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廣，困難多端。譬如革命軍人家屬就有狹義的與廣義的解釋之不
同，狹義的解釋，只包括革命軍人的直系親屬；至於廣義的，則要求將親屬範圍擴大到旁系
姻親。這又引起了從事農運的積極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將軍人家屬算在土豪劣紳以外，
而且又採用廣義的解釋，則在湖南就根本沒有土豪劣紳可以反對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軍人
家屬已經被農協侵犯了，要想補救更為棘手。農協的負責人覺得如果一一翻案，農協將要垮
台。
事態在議論紛紜之中，沒有一種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轉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來到武漢的中共湖南區委委員夏曦、郭亮等人商量過這些問題。
我向他們指出湖南農運雖然轟轟烈烈，可是沒有武力做後盾，也沒有組織農民蘇維埃政權的
計劃，現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著農運的威脅，日漸右傾，農運卻在左傾，在這種各走極端
的情勢下，是會出亂子的。如果要維持農協與軍人合作的話，在農運方面就要採取行動，縮
小土豪劣紳的範圍，並糾正其中的偏差。他們當時雖贊成我的建議，但回去以後也沒有力量
或者沒有盡力去促使這些建議的實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也是議論紛紜。大致可分兩
說，一是主張深入革命，乘勢將農運推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去，不應受農運行動過激之說的影
響；二是認為為了農運本身的順利發展，糾正某些偏激行動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終於通過決
議，採取行動，糾正其中的過激行動；指令湖南區委實施。但它並未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驟，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團去湖南督促執行，因而這個決議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沒有主動的扭轉向左發展的農運趨勢，任何人都顯得無能為力了。新成立的農政
部在譚平山主持之下，忙著調查農運狀況，草擬一些有關條例。國民政府所設置的土地委員
會卻在那裡討論沒收土地的辦法，對於所謂經濟的沒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抑
或是政治的沒收—限於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等類的問題議論不休。國共兩黨的聯席會議，
除了談論一些農運偏激情況以外，也沒有人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而一切糾正農運的設想，
都顯得緩不濟急，或者只是紙上談兵。
武漢人民由於對農運的反感，各種傳說一直不脛而走，有人說國府主席譚延闓在鄉間的
親屬被農協侵害了，有人說唐生智部的師長何鍵的父親被農協拘捕了。這些傳說，用意是要
證明農協是在“革”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勢下，農民激進主義的代言人毛澤東，卻在
寫他那篇著名的《湖南農運調查報告》，並埋頭在那裡訓練農運幹部，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
⑧。他是一意要將全國農運循著湖南的路子推進，走到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區委畢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他們雖曾對我表示過要糾正偏差，而事實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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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直是追隨農運的左傾方向前進。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岳
峙曾在報上發表一個農運計劃，主張以和平建設來解決農村的糾紛，要求各地農協接受國民
黨的領導，傾全力於農產物的增加和農業的改進。劉岳峙是當時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國民
黨內組織了左派小團體名為“左社”，與中共的湖南同志們一向合作無間，因而他能擔任農民
部長這個職務。他的這種主張自然含有不滿中共農運方針的意味，可是農業增產和農業改良
確也是湖南中共農運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應該予以善意的加以採納，可是中共湖南區委
對劉岳峙這種主張，都斥之為右派的言論，予以嚴重的打擊。並利用他們在國民黨湖南省黨
部屬於多數派的地位，公開開除劉岳峙等人的國民黨籍⑨。這件事證明了他們是粗暴的違反
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他們在領導農民鬥爭中，忽視了增加生產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們否定了像劉岳峙這樣的緩和農村鬥爭的主張，仍捧著孫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繼續發展農民鬥爭，他們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樣，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者，是群眾運
動的愛好者。他們擁護所謂國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但似乎絕未想到，農運既
然動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基礎，將會產生一些甚麼樣的後果，他們既沒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圖，也缺乏萬一唐生智或者他們的部下以武力反對農運，又須如何應付的預計。只是
在那裡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人多勢大，認為反對者決不敢輕舉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