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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後，我獲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主持中央職工運動委
員會。中共中央根據這個決定，要我從速辭去在北方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到上海去就任新職。
我覆信表示，因孫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離開國民黨在北京的政治會議；同時我又在籌備第
二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難於立時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鐵路總工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條鐵路的工會。大會議決案有：爭取工會集會、言論、罷工等自由，參加國民革命，
參加國民會議，恢復和改進各工會，力爭工人的經濟利益等十項。這次會議象徵著鐵路工會
運動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後，經過兩年的蟄伏，又再行抬頭了。
大會在“二七”開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會致詞的時候，全場代表對我熱烈歡呼，
他們並對我蒙難入獄表示敬意。選舉時，我提出我因須赴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辭去總
幹事的職務；到會者知道無法挽留，改選我為鐵路總工會委員，並給我以鐵路總工會名譽會
長的榮銜；這事使我非常感動。至於總幹事的職務，則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張昆弟同志繼任。
我所作的工會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視。在段祺瑞的爪牙們的眼中，我是鼓動工人搗
亂的主要人物，又是國民黨的要角，曾領導過民眾團體，歡迎孫的北上；又組織國民會議促
成會與善後會議對抗（其實我為了避免軍閥們的嫉視，沒有參加促成會的會議；但顢頇的段
祺瑞卻寫在我的帳上）；所以他們企圖再拘捕我，給革命力量一個打擊。
朋友們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朋友們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說，
段政府企圖逮捕幾個國民黨人，給孫先生一點顏色看，氣死孫先生，而我是目標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釗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點南下。但我仍願稍留時日，主要是為了不願於孫先生病
危時，先行離去。我於二月中旬交代了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任務之後，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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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李斌夫婦出名租了兩間房子，我分住了一間。為了絕對保密，我這住址連李大釗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釗先生經過我的“交通”找到我，問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號？”在我承認是住在那裡之後，他說這是從段政府的警探們那裡探聽出來的；他並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偵知，顯有立即被捕的危險。他要我依照國共兩方同志的意見，立即離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擱。
八日清晨，我在幾位鐵路工人護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蘆溝橋車站，搭上了京漢車，
前往鄭州。當時，段政府的權力有限，我一離開北京城，便算太平無事。京漢路北段是國民
軍地盤的大動脈，車上雖很擁擠，也有不少無票乘車的軍人，但秩序還不算十分糟。
我在鄭州停留了好幾天，主要是為了與我妻子會合。我妻出獄後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親。
我們約好她暫在家鄉等我的確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達鄭州後，即電約她來鄭州，一同赴
滬。那時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盤，我不能冒險到湖北境內去接她。
我利用在鄭州停留的時間，考察當地鐵路工會情況。京漢路中段的工會機構仍設在兩年
前被吳佩孚封閉的舊址。工會負責人員也多系“二七”時的老戰友。我每天和他們在一起，
同去慰問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屬，並憑弔與二七事件有關的地方。往事歷歷，
不無餘憤。現在，工會在形式上是恢復了舊觀，但一般工人明知工會的合法權利仍無保障，
所以他們的情緒，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樣熱烈。
在與一般工人的談話中，我發覺他們對河南的統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統率的國民第二軍極
為不滿。他們指責國民第二軍毫無紀律。向我訴說軍人們在鐵路上種種胡鬧。在各縣的農村
中更是無法無天，已引起民憤，紅槍會在各地發展起來；甚至還發生一些反抗國民二軍的自
衛行動。
當十三日我們舉行追悼孫先生的大會時，我在致詞中指出革命陣容雖然失去了孫先生，
但革命力量仍將團結一致並繼續發展；革命軍不久將由廣東北上，掃蕩這班軍閥。這些話頗
使到會者感到興奮。會後，鄭州鐵路工會的會長劉文松向我熱烈表示：希望我這次到南方去，
領著廣東的革命軍到河南來，解救工人們和農民們的苦難。
同日，我妻趕到了，我們就於十四日清晨搭上隴海車赴滬。我們擠進車廂，立即證實了
工友們對國民二軍的指責。車上秩序非常凌亂，到處都是橫行霸道的軍人，他們不僅自己不
買票，還以眷屬名義挾帶搭客私收車資，以飽私囊。這樣，一般歹徒和走私者，爭與不法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