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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道出國留學。但我仍決定重回北大。我認為北京環境對我雖有困難，但求完成北大的學
業總還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師友多數仍在北京，我和師友們所共建的學生運動和民眾工作
的基礎，也使我有不忍放棄之感。五月初，我向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辭職，重返母校。
① 關於“天津學生聯合會”及“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間被地方當局摧殘的情形，鄧穎
超所寫《關於五四運動的回憶》（載《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專輯》第一六二—一七三頁）有較詳的敘述，可以
參閱。不過她說那年雙十節天津所舉行的市民大會仍以要求罷免曹、陸、章等為目的之一，則恐系記憶失
實。因曹、陸、章已於是年六月十日經北京政府明令罷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慘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對愛國學生抵制日貨發生衝突，殺死學生多人
日政府因此派軍艦到福州，登陸巡行示威。
③ 軍政府的七總裁是：孫中山、唐紹儀、伍庭芳、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和林葆懌。
④ 梁啓超曾作《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對於加富爾推崇備至，並說：“吾不必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
人？有為者，亦若是也。”儼然以加富爾自許。
第十章 在北大圖書館中
五四運動後，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開始劇變，這是由於他們身受種種壓迫，目睹政府的
腐敗顢頇，再加上俄國革命的影響所致。他們開始嚮往各派社會主義的學說。李大釗先生是
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我和李大
釗先生的接觸，似乎也成為促使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和當時一班有志青年一樣，一心企望中國的富強。我的思
想向來比較急進，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但從那時候起，我便向著
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快步前進。我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去了解俄國革命，相信這裡麵包
含有救國救民的良方。當時許多急進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著這樣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
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
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並肩作戰。
歐戰剛結束時，歡欣的氣氛瀰漫北京。李大釗先生顯得很樂觀，覺得凡爾賽和會可能給
中國帶來好運。我們曾經熱忱地寄望於威爾遜總統，認為他的主張可以改善世界形勢，也能
使中國否極泰來。我們對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盡相同，因為他年長識廣，但所懷的願望卻完
全一樣。我們的接觸頻繁起來，遇事總是有商有量，共策進行。
可是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失敗了，一個理想幻滅了。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因而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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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了五四運動。恰當此時，新興的蘇俄卻在高唱“無割地、無賠償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
這些呼聲與威爾遜的主張如出一轍。俄國革命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反共宣傳又遍及各個
角落但俄國這種論調，仍像黑夜鐘聲，震人耳鼓。消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
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
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重實際
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的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
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舍效法
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壓迫，都是得力於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
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系統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學們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完了五一勞動節紀
念大會之後的一兩天。這是北京首次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儀式。據參加的同學告訴我，到會人
數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師與學生，由李大釗先生擔任主席。他發表演說，鼓吹八小時工作
制，並盛讚俄國革命的成就。當時《新青年》雜誌發刊了勞動節紀念專號。無政府主義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紀念的，他們的《民聲周刊》也發刊了“五一專號”。至於紀念勞動節而沒有
工人參加這一點，似乎沒有人特別加以重視。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躍躍
欲試，打算從理論進入實際行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一切是由知識分子起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