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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根據我的經驗，蘇維埃和分配土地並沒有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
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我問他有甚麼理由肯定蘇維埃政策一定正確，肯定西北
聯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確。
我繼續指出，由於我們的政治觀念僵化了，軍事觀念也就隨之僵化。我們死守著一個公
式，認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一切作為是正確的，無可懷疑的，只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
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區。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這樣了解，他們
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甚麼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
又往那裡前進？
我問張聞天，為甚麼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
力量的步驟了嗎？一九三二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
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
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我著重的指出，採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讓步的步驟，如對少數民族寬大和強調抗日等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
該切實執行。就因為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執行的卻是軍事上
極右的退卻路線。這樣，中央的多數同志自然就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張國燾
是機會主義者，紅四方面軍是軍閥，甚至入川綱領、甚至西北聯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們所謂的“小問題”，即無論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蘇維埃旗幟
是否適宜和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只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
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
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張聞天聽了我這些話，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說政治問題須俟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才能
討論。他也表示憂慮，深恐黨內發生糾紛。他沒有批評我的見解，只勸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爭論的問題。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沒有任何結論。就由於張聞天這種拖延的態度，使事態
在暗中惡化起來。第三天清晨，撫邊的要人們開始向毛兒蓋移動，毛澤東因急於到毛兒蓋去
策劃北進的事，先行啟程，其他中委們也在當天陸續出發，我因為尚須處理一些事件，準備
翌日前去。
就在當天早上，鄧發找我談四方面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的事，他說政治保衛軍的
軍中任務，是嚴防奸細、制裁反革命反黨言行及維護軍紀黨紀。因此，中央政治保衛局在一
方面軍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獨立工作系統，從軍師各高級指揮部直到連隊，每級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衛局人員，名以上隸屬各級政治部，實際由中央政治保衛局指揮工作。此外對幹部還實
行監視制度，各級幹部的警衛員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訓練的，平時保衛長官們的安全，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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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監督長官的言行，如遇長官有反動行為，警衛員得緊急制裁。鄧發誇耀他的工作成績，達成
了鞏固黨對軍隊領導的任務，特別提到第七軍長李明瑞在江西蘇區企圖逃亡，就是由他所訓
練並派到李明瑞身邊的警衛員槍殺的。
我聽了鄧發的話，心中有說不盡的反感，認為這是會使中共變質的行為。根據中共黨章，
黨員是因信仰主義自願入黨的，中央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現在由中央設置政治保衛局來監
視黨員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統治黨員的黨嗎？各種可怕的流弊均會由此產生，史達林
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務系統，統治俄共，殺害幾十萬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數的革
命元勛。現在中共的史達林門徒，也如法炮製，中共的前途，勢將不堪設想。
我平心靜氣對鄧發說明了我的所見。我告訴他四方面軍沒有政治保衛局獨立的工作系統。
我們在鄂豫皖時曾研討過這個問題，認為軍事幹部最大多數是黨員，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著派人監視。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組織，就經常注意軍中的政治狀況（其中也有
少數人兼任政治保衛工作），一般軍官又有政治委員監督。如果再在各級軍事單位中派些監視
人員，在各級幹部身邊又派些警衛員，這在組織上是不合理的，也會引起被監視者的不安。
鄧發認為這是中央的既定製度，四方面軍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紹他屬下的人員到四方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