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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中共的各機構也很遠，比較安全。中共中央僅有一個交通員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與
中央間的唯一橋樑。項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裡來。我們之間有一種“互助公約”，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險之時，儘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們夫婦很喜愛這所新居，準備就在那裡安定
住下來，做一名“亭子間的作家”。
不料我們在那個新居住了約三個星期，又因一項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時，項英匆匆跑來告訴我，兩個鐘頭以前，上海區委書記羅覺在他的秘密辦公處被捕了。
這個突然發生的意外，可能是我們內部有奸細告密，有波及整個中央機構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雖只有一個交通知道，但他是新進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難保不泄露出來。項英恰在那時找
好了一個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們夫妻暫時在他那裡躲藏起來，等情況弄明白了
再作計較。我們到達項英的新住址之後，他就出去打聽消息。
當天晚間，項英回來又告訴我們，羅覺的被捕果然是由於奸細告密，而且牽連極廣，據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個能說德語英語的漂亮女性，自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她
自謂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暴動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應給她一張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來。她願意先報告出羅覺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證明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此後，雙方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依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覺。
項英還說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動，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時之前獲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損害。但這次羅覺的被捕，事前毫無所知，現在中央已經查實了，那個告密的女人，
便是賀芝華；正在設法將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奪回來，並消滅這個告密的“口”。我聽了項英這
個驚人的報告，曾慨嘆的向他追述一段關於鄧演達、章伯鈞等在武漢時期懷疑賀芝華的忠誠，
甚至企圖將她當作張作霖的偵探來槍斃的住事。可惜周恩來沒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興、賀芝華這對寶貝夫妻，以致釀成今天的大禍。
我和項英曾就這件事作竟夜的長談。他說起許多連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壞，而且對保密工作也不夠重視。現在機關龐大，數目又多，開會的次數頻
繁，占時又久，往往十幾人聚在一起開上半天的會。文件增加了，傳遞的手續又非常煩復，
那裡像是地下工作，簡直是官僚的排場。就像賀芝華這樣一個不重要的職員，手頭竟積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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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百五十名以上的黨員名單，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事。以往從陳獨秀起這類重要的負責人，也
不會知道這樣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現在，不僅發現了賀芝華一人是奸細；許多新進的同志，
多未經過考驗，就參加機密，也是萬分危險的。
項英認為中共的組織之所以沒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毀，主要是敵人工作效能不夠；而周恩
來所做的情報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詳述周恩來情報工作的內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黨以後，我們有些同志偽裝反共，混進了陳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務機構，其中有三
個同志竟擔任陳果夫機構中的秘書、科長等重要職務，李克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陳果夫
逮捕同志的機密，大多事先為我們所獲悉，但日子久了，陳果夫就由懷疑而開始肅清內奸；
那些隱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從此，我們在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的內線工作就失靈了。
周恩來自南昌失敗後重返中央，繼續主持情報工作；他主要是指導顧順章的特務部，進
行租界捕房的情報工作。顧順章原系青幫的活躍分子，憑他的精幹，建立了各種情報線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黨員的行動，他用賄賂的方法，往往在行動的半小時或一小時之前
就購得消息。這次羅覺的被捕，顧順章事前不知算是情報工作最大一次失敗。
項英覺得租界和國民黨的特務，多將逮捕共產黨的工作當作生財之道。這些人可能有這
樣一種想法：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班惡狗，在思想上本說不上甚麼反共，就連國家
觀念也沒有；他們受僱於外人或國民黨，一切只為個人利益著想，似不會對中共施展出斬盡
殺絕的手段。我們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項英對於這種情報工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面所花的錢是太多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組織日漸擴大，自成一個特殊系統。中共有限的經費，既大部分花在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