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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著後衛營留駐三河壩，監視梅縣方面的敵軍。並照料留在那裡的傷病兵。後來我主力軍
在湯坑被擊潰向流沙普寧海陸豐一帶流竄時，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敵軍隔離在三河壩。他們因
孤立無援，不得不率領所部和一部分輕傷病兵，共千餘人，向粵贛邊區開始游擊活動。朱德
部歷盡艱險，終與毛澤東部匯合，在井岡山下寨，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
汕頭是我們預定的臨時首都，我們準備在那裡大展鴻圖。先我們到達那裡的周恩來，在
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頭的東江行政主任，情況比較熟悉，我們只有唯他的馬首是瞻。根
據他的提議，李立三被任命為汕頭公安局長，致力於秩序的安定。這裡的中共地下組織原是
渺小沒有力量的。當地人民對我們多持冷漠和觀望的態度，敵探的活動更是防不勝防，敵人
的便衣隊便襲擊過汕頭的公安局。
敵軍徐景唐、黃紹雄、任庭颺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麵湯坑一帶險要陣地，企圖居高臨下，
俯擊我軍。我軍正向湯坑前線集結，準備決戰。我們覺得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戰役，大家忙
著供應前線。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須俟這一戰役的勝敗而定。
不兩天，張太雷奉著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的到來，最初被視為是海外
來的救星，令人興奮，但我們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
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
會合那裡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這是一件影響我們今後行動的大事。我們現在掛的招牌
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有一套合乎這個名稱的政綱，我們的軍隊正與敵軍對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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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發生激戰。在此緊急關頭，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綱，如何讓軍隊脫離火線等具體步驟，才能切
合時宜，都是要煞費考慮的，而代表中央的張太雷也無法解決這些難題。
張太雷也曾隱隱約約的說到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及其以後的情況。他告訴我們，中共中央
早遷回上海，由瞿秋白負責，他自己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廣東區委書記。此次中央
又賦予他全權來指導我們工作。而我們這些主持南昌暴動的首腦們，則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
地位，譚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周恩來和我降為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他雖沒有明說我們被判為機會主義，但我們既受如是的處分，也不難推知瞿秋白中央對我們
的看法的梗概了。
於是我們一致推張太雷負起這裡的領導責任，但他卻不肯接受，他不肯擔任前敵委員會
書記的名義，也不肯經行領導，因為他就要趕去廣州，執行區委書記職務。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軍離開時，遭受敵人的打擊。他還傳達中央的
命令說：“張國燾李立三應即回上海去，與中央商定今後政策，這裡的事由周恩來負責處理；
譚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之後，也應離開這裡。”我曾質問他：“這不是丟掉
軍隊散夥嗎？”但他說：“八七會議後的中央命令是要嚴格執行的。”這一切使我們覺得中共
中央對南昌暴動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謂蘇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來鑑於這件事難於處理，因以前線緊急為理由，趕往指揮作戰去了。他行前曾向張
太雷說明，這些事是要從長計議的。我軍如果要移到海陸豐去，也要先擊潰湯坑的敵軍，一
切變更都要在這次戰役之後，才能實施。張太雷看見事勢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與張太
雷懇談，向他委婉說到南昌暴動的前夕，只注重反機會主義的羅明那滋，要我根據共產國際
的指示，停止這一暴動的舉行，但為在南昌的全體同志所反對，可為殷鑑。這次他的態度仍
沒有著重現實的領導，大概又是以反機會主義為主題在做文章。如果，我們不對準敵人，只
是澆些反機會主義的冷水而將這股本錢丟了，那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不如依據現有的局面，
逐漸改變，譬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就須考慮周詳的，而且在戰事緊急中，
如果採取激烈的改變步驟，無異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從中央透過張太雷的手，對我們所澆的這瓢冷水，對當時的人心士氣以及這一戰
役的失敗，究竟有過多大的影響，固然不能精確估計。但至少我們這些負責人確是因此大傷
腦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為戰鬥努力，則是事實。我對此一直引以為憾。我覺得當時中
央應以全力協助我們爭取南昌暴動的勝利，不應當這樣胡鬧。不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
名義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譚平山個人來說，他既成為這次暴動的旗幟，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