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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覺得租界和國民黨的特務，多將逮捕共產黨的工作當作生財之道。這些人可能有這
樣一種想法：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班惡狗，在思想上本說不上甚麼反共，就連國家
觀念也沒有；他們受僱於外人或國民黨，一切只為個人利益著想，似不會對中共施展出斬盡
殺絕的手段。我們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項英對於這種情報工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面所花的錢是太多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組織日漸擴大，自成一個特殊系統。中共有限的經費，既大部分花在這方面，
自然要減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這種情報工作究竟只是預防性的，組織工農群眾的工作才是
積極性的。如果減弱了積極性質的工作，就會使黨變質，換句話說，中共將因此由群眾性質
的黨，變為脫離群眾專事冒險以圖僥倖的黨。其實嚴密組織，注重保密，使黨員和黨的組織
隱藏在群眾中，才是避免摧殘的正當途徑。情報工作只能彌補這些工作的不足。
項英敘述了這些情況和他的看法之後，並向我建議從速另搬新居，不要讓任何一個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認為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如果奪不回來，我們都要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我覺得項英的話是正確的，我對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決定另覓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項英出去活動了。我則仍留在他那裡，等候消息。不久，項英回來很高興
的告訴我：“何家興和賀芝華已被解決了，今早顧順章指揮幾個行動人員，到他們的寓所去，
他們尚在睡覺。行動人員掏出手槍，逼他們將名單交出。名單到手之後，就在門外的爆竹聲
中，將這兩個叛徒槍斃了；行動人員也安然脫逃了。”項英認為名單既已奪回，叛徒又已槍斃
（其實後來證明賀芝華只受重傷，經捕房送醫院治癒，不過她沒了名單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鄉下去了）。捕房大概不會有名單的副本，現在危險性自然較少；但也不能就斷言不會再
被牽連，所以仍主張我還是照原定計劃搬家。
我遷居之後，便與中共中央斷絕了直接的聯繫。我搬到垃圾橋附近一個舊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兒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幾個月不回來。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養病為藉口，住在她的樓上，彼此相處得十分和諧。沒有一個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沒有信札或文件送到這裡。同時，其他同志們也多搬家了，我也無法去與他們聯
絡。這段時間，除項英以外，只有老友鄧中夏後來知道我的地址，間或來看過我。
在這段時間，我與陳獨秀先生的接觸，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他沒有參加八七
會議，由漢口潛返上海，渡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也沒有受到甚麼風沈的牽連。在廣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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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動失敗以後，我們覺得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聯絡人引導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華洋交界的一個弄堂里，他之所以選擇這裡居住，大概就是由於這是個兩不管的
區域。
我們小別重逢，彼此心情都相當沉重。我曾對他的兩個兒子的被殺害（曾任廣東區委書
記的陳延年和曾任北方區委書記的陳喬年在四一二清黨後，先後在上海遇害），婉詞表示悼唁。
我們談到許多同志們，尤其是李大釗、趙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噓良久。我們旋即避開
追憶令人傷感的往事，轉而檢討目前的政局。
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對於時局的演變是時刻關注著的，他談到寧漢合流的經過；蔣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所引起的爭執，討伐唐生智戰爭的發生
以及汪精衛等所發動的護黨運動等等。這些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內幕，他都了如指掌。我們約
定經常接觸，檢討時局，大致每兩個星期晤面一次。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須一清早就到他
那裡去，在他那裡消磨一個整天，直到黃昏的時候，才便於離去，以免進出為警探或他人所
發現。在孤獨生活中的陳先生，對於我的造訪，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預先準備一切。
在我們以後若干次的談話中，只有項英曾偶爾偷閒來參加過。由於我們這樣經常接觸，就被
瞿秋白指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反對派。
我們的談話漸漸涉及黨內問題。我們彼此間原有些芥蒂，這點我在前面都說過，我不滿
他在武漢末期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對此表示遺憾，但覺得即使他沒有這個過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會議的決議有所改變。他誤信我阻止南昌暴動是我個人的主意，並認為是不應該的。我
告訴他我主張南昌暴動，但為了遵守紀律，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