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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我強調保留原有意見，使一切攻擊都集於我的一身。馬林聲言，我的保留意見意味
著我仍將發表反對言論，將會引起黨內糾紛，非予以制裁不可。
這時候，一位來自哈爾濱代表東三省中共組織的代表陳為人起而發言。他聲稱他投票贊
成陳獨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對陳所領導的中央的信任，但並不贊成因加入國民黨政策而犧牲
中共獨立的觀點，也不相信陳先生會這樣做。他誠懇的號召黨的團結，要求陳尊重反對者的
意見，他特別說到我不特不應當受處罰，而且此後仍應負責領導工作。這位一直沒有捲入爭
辯游渦的陳為人發言態度非常誠懇，當即轉變了會場的空氣，使陳獨秀先生覺得須適可而止。
這樣，馬林的高壓政策便無法施展了。
中共內部第一次意見分歧的大風浪過去之後，大會旋即恢復了平靜，繼續討論其他的問
題。值得特別說到的是陳獨秀先生還提出一個黨團問題的提案，主張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內
工作者都應組織黨團，以保持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一致的主張和發揮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影
響。陳先生提出這個決議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願犧牲中共的獨立，安慰一下我們
這些反對者。其實代表們受著這場爭論的震動，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會氣氛也有些無精
打彩，這個提案沒有經過討論也就一致通過了。但後來它卻成為國共糾紛的一個主題。
最後大會所通過的宣言，系表示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之領袖地位，並希望社會上的
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來。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
部分”，這些馬林所說過的很響亮的話，在宣言裡並沒有提到，這也是顧到黨內的團結的結
果。
中共中央改選的結果，我以落選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
東、瞿秋白五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陳仍任書記，蔡仍任宣傳，毛澤東則接替我任組織部長。
後來中共的記載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對國共合作或根本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被第三次
代表大會開除了中央委員，這些記載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當時
真相的。現在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尚在人間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澤東一人，如果他
願意保持歷史的真相，他當不會否認我在上面所說的話。
在中共歷史的發展上，第三次代表大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西湖會議不過決定中共少數
人加入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才進而採取在國民黨內實現國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
產國際和中共的一些歷史家們往往著重描述這次大會的重要性，企圖多方面證明共產國際領
導的正確。其實，這個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論從那個角度上看，都不能說是恰當的。在推
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上，雖然因這一政策的執行獲致可觀的成就；但不能證明如果國共合作
改採聯合戰線方式，成就不會相等或更大。至於國共混合終於招致了革命勢力嚴重的分裂，
使中國陷於內亂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鐵一般的事實。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共兩黨，都陷
入了糾紛的深淵，終由友黨轉化為勢不兩立的仇敵。
後來，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以後，共產國際還以“天子聖明”的態度，強調這加入國
民黨政策的正確；並誣指一切錯誤都出於中共執行之不當。許多記載往往說共產國際主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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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共採取加入國民黨，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使國民革命獲得最後的勝利的政策，是絕對正
確的。只因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在執行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時，放棄了領導權的奪取，
才使中國革命歸於失敗。同時也批評我初期反對這政策的主張，是不願去爭奪國民革命的領
導權，犯了左傾的錯誤。其實，當時所討論的，是中共應否保持獨立的問題，根本沒有討論
到中共要爭取國民革命領導權這一問題。
在這裡，恕我要批評瞿秋白幾句，他有點舞文弄墨的積習，在那次大會中他極力為馬林
的主張找理論根據，因而強調中國是宗法社會、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階級分化不明顯等等。
瞿氏這種議論發展下去，可能比馬林還要右傾，即是說中共根本無存在的基礎。可是他在後
來繼陳獨秀而領導中共時，再也不提他過去有過的主張，斷章取義的說他人都錯了，都是機
會主義，只有他自己正確，即是他主張國共兩黨黨內合作是為了奪取領導權。其實“國民革
命”和“國民黨”兩個不同的東西。如果兩個政黨（例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互相競
爭，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是說得通的。如果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
先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作為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先聲，這種對盟友的手段在道義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