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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銷出去，所需糧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運進來，而且軍隊在那裡駐紮久了，到處打土豪，
同樣會增大白區和蘇區的對立形勢。
關於糧食問題的討論，迅即擴大為一般經濟問題，乃至整個政策問題的討論。在一般經
濟政策問題上，出增加糧食生產外，還要解決蘇區內部和蘇區與白區之間的商業問題，市場
價格問題。那時蘇區盛行一種強迫規定商品價格的辦法，價格也規定得 很不合理，如糧食價
格一般規定得很低，這就造成了糧食外流的狀況。我的同志們告訴我，儘管蘇區內糧食缺乏，
但仍有少數糧食從蘇區流出去。因而我們覺得，要解決糧食問題，就要廢除限價，抬高糧食
價格，活躍市場，使蘇區以外的糧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時使蘇區的糧食不會流出。土產流
出去，換糧食進來。而且蘇維埃政府，要全盤改變它的經濟財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轉變到稅
收制度的建立，但這又非一時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這些問題上，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少數同志如具有立三傾向的戴季英，認為改
變經濟政策並不能解決糧食缺乏的實際問題，只有注意軍事發展，繼續打土豪，同時糾正一
些打土豪所發生的缺點，才是比較有效的辦法。多數同志如鄭位三、王平章等，則覺得打土
豪已經造成赤白區的對立，如果繼續下去，不僅不能鞏固蘇區，而且將危及蘇區的存在，只
有逐漸建立財政經濟制度，加緊節約和生產，逐漸廢除現在打土豪的辦法，才是根本之圖。
不兩天，曾鍾聖從前線趕回來了。他告訴我一些軍事情況和他正在執行的軍事計劃。當
時紅四軍是由鄺繼勛任軍長，余篤三任軍政治委員。這個軍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個
師。第十第十一師各有三個團，第十二師則僅有兩個團（其第三十五團尚在擴編中），人數約
一萬人，槍枝六千多一點；再加上地方武裝的槍枝，合計鄂豫皖全蘇區約有九千條槍。
鄺繼勛帶著第十一師全部和第十師的兩個團到金家寨去了，他們的任務是相繼解決駐紮
在流破幢、麻埠③這些市鎮上的駐軍，以期奪取敵人武裝來壯大自己，並擴大蘇區的地盤。
那一帶糧食較充足，可以在那裡多行動一些時候。但從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間隔著約一百里
的白區，交通阻隔，因此，無法知道他們行動的近況。
曾鍾聖認為國民黨政府現在並無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整個計劃，只在邊緣上有少數白軍配
合民團經常騷擾。在新集克服後，他會同餘篤三和第十二師師長徐向前，指揮第十二師和第
十師的第三十團在新縣西北一帶地區活動，企圖擴大光山星山的蘇區地盤。誰知那裡的地主
們堅守著一些寨子，不肯放棄，我們圍攻高山寨時，傷亡竟達千人，最後還不得不放棄圍攻。
他覺得要進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當地人民都被脅迫到寨子裡去了，糧食
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們搬到寨子裡去了。我們軍隊所遇到的是嚴格的堅壁清野，曠日持久，
糧食無以為繼，攻堅又無重武器，不免招致傷亡。他也承認貧民們追隨著地主民團，堅決抵
抗我軍，是由於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軍分會本身組織並不算是健全的，面臨的困難也很多。據曾鍾聖告訴我，因為幹部缺乏，
只有優先充實戰鬥部隊。這樣，軍分會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見拙了。擔任參謀長的蔡申熙，
原任第十師師長，因負傷未愈，才改任參謀長，現在他又兼任軍事學校的校長，經常在校里
授課，不能實際執行參謀長的職務，現在參謀部只有一位年輕的李參謀長主任負實際責任，
參謀人員少的可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由余篤三兼任，余到前線去了，政治部的人員多隨同
前往，剩下的也為數無幾了。軍事學校學生不到兩百人，住在離這裡有六十里的沙窩區，這
些學生除上課外，還要擔任繁重的警戒任務。軍醫處和軍需處的組織倒是很龐大的，軍醫處
所屬的醫院經常有四千傷病兵；軍需處附近設有許多小工廠，如修械廠、被服廠等，還看守
著上千個被抓來的土豪，總共人數要逾兩千人。因此軍分會的直屬機關就超過了五千人。
軍需處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們的身份，分別予以“優待”，希望他們能設法繳
出一些罰款、醫藥用品以至軍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榨不出甚麼油水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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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赤白區的阻隔，白軍民團的封鎖，以及那些土豪確繳不出東西等等困難，使軍需處這項工作
的效果，逐漸縮小。
被俘虜來的岳維峻師長，似是一個最突出的“土豪”。軍分會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