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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看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
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在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
答詞，向中共致敬，並對一方面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
我和毛澤東等旋即並肩步向撫邊，沿途說說笑笑，互訴離別之情。他們告訴我，他們在
撫邊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來共同商定今後軍事方針。我們慢步走進了這個月三十戶人家的
撫邊，住在那裡的一些中央各單位工作同志，聞訊都趕出來歡迎，我笑著向他們揮手答禮。
毛澤東和他那時的太太賀子珍住在集鎮南端的一所房子裡，中共中央、書記處、軍事委員會、
總政治部等機構，則擠住在集鎮的中段，他們將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鋪內。那間敞開門的
店鋪，櫃檯內是我的辦公處，櫃檯外則住著我的隨從人員。
這時一方面軍大體在休息狀態中，彭德懷所率的第三軍，董振堂所率的第五軍，羅炳輝
所率的地十二軍，正向撫邊北面的卓克基地區集結，林彪的第一軍則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
面的主要警戒任務，概由第四方面軍負擔。第三十軍在懋功以南，阻遏著雅安方面敵軍的尾
追，第九軍第三十一軍仍在懋功北川一帶與東面的敵軍激戰，第四軍則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
防阻敵軍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員們，那時大多集中在撫邊。張聞天原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
會委員長，遵義會議時被選為中央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是遵義會議新選出的中央
政治局委員，仍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周恩來任軍事委
員會副主席，前者兼任紅軍總司令，後者則主管軍委會的日常業務。被遵義會議解除中央書
記職務，仍任政治局委員的秦邦憲，這時代理負傷未愈的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他們五
位和我是當時在撫邊的六個政治局委員。此外，項英留在江西蘇區，任弼時在川湘鄂黔邊的
第二方面軍，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則赴卓克基療傷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塊的政治局委員外，還有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劉伯承和任政治
保衛局局長的鄧發等，那時也在撫邊。其餘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凱豐，主要將領林彪、彭德
懷，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左權、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職務不在撫邊，我都
未曾見著。
一陣赤誠的歡欣過去之後，接著而來的就是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在當晚的聚餐中，要
人們不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甚至也沒有興趣聽取我關於紅四方面軍情況的敘述。毛澤
東這個吃辣椒的湖南人，將吃辣椒的問題，當作談笑的資料，大發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
論。秦邦憲這個不吃辣椒的江蘇人則予以反駁。這樣的談笑，固然顯得輕鬆，也有人譏為詭
辯，我在優閒談笑中則頗感沉悶。
飯後，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開話匣子就如長江巨流，一瀉千里。他講得有時
興奮，有時悲痛，和盤托出了當時的遭遇和心境。我們就這樣談了一個通宵。我和朱德當晚
的剪燭話舊，假若當時能記錄下來，也許是中共最有價值的史料。現在事隔多年，記憶依稀，
我只能錄其梗概。
朱德這位老戰士詳細敘述了紅一方面軍的奮鬥經驗，嘆息著向我說：“現在一方面軍是不
能打仗了，它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他在說明這一
點時，指出八個月前一方面軍由江西西行，人數約九萬，中經數不盡說不清的險阻艱難，到
達懋功時只剩一萬人了。林彪的第一軍團人數最多，約為三千五百人，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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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軍團不到兩千人，羅炳輝的第十二軍只剩下幾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
直屬部隊，總計約一萬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丟光了，機關槍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
每枝步槍平均約五顆子彈（少的只有兩三顆，多的也不過上十顆罷了）。他覺得這些少的可憐
的子彈，只能作保槍之用了。他認為一方面軍奮鬥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軍的策應，這次真
是走到絕路了。
朱德敘述一方面軍的遭遇，大為傷感。他想起了許多往事，說到八年前南昌暴動我們在
三河壩分手時①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時的遭遇，一同打游擊的同志們在敵軍的
壓力之下，悲觀失望，逃亡甚多。最慘的時候他身邊只剩下二十八個人，甚至這二十八個人
中還有人疑心他也會逃跑，因而放哨監視他。後來情形逐漸好轉，經過多年奮鬥，才造成了
一方面軍的局面，現在的情景，又與當年不相上下。可是他當年雖只剩下二十八個人，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