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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軍在白雀園整飭內部的期間，即曾向駐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帶的敵軍實施壓力；並在
潢川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消滅了吉鴻昌部一千餘人。吉鴻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蔣介石免職，憤而到了上海。他對紅軍的觀感，因親身的經歷，似有了根本的改變。他與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繫，對於孫連仲部後來投降紅軍，起了拉線的作用。後來，他參
加了馮玉祥在張家口所組織的反日同盟軍，為蔣介石所殺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我們很重視這一行
動，認為是拔除老蘇區的眼中釘。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這次行動既有軍委
會主席的命令，又經過高級將領會議詳細研討，決定整個行動的計劃，最後又由高級軍事長
官召集中下級軍官開會，詳細講解執行這一計劃的每一步驟。
政治工作在這次戰役中，也顯著的發揮了作用。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
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
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軍中，軍官都是同志，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只能適用於
那些非同志的軍官，因而改採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制度。
由於這種平等制度，在決定軍事行動計劃時，軍委會政治部和各級政治委員會，須提供
有關這一行動的政治情況的資料，並制定政治工作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從政治方面來
鼓勵全軍官兵執行計劃的信心；動員當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裝等，配合軍事行動；瓦解敵軍；
鼓勵敵軍官兵投降等等。同級政治部等於同級政治委員的辦事機關，也就是由它來執行上述
政治工作計劃。政治委員平時指導政治部工作的進行，戰時則參加作戰。能幹的團政治委員
往往是太上團長，否則亦等於副團長。至於軍中中共的組織，則隸屬於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帶頭作用。
在這次黃安戰役中，我們決定以各團的政治委員和團政治部，為實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環
節，所有鼓勵士氣，動員民眾，瓦解敵軍等政治工作，都以團為單位來進行。這樣，軍政治
委員的工作，也就有了頭緒。他只須指導各團的政治委員，工作就能分頭進行。中共軍中黨
的組織是以連支部為基本單位，團政治委員指導各連政治指導員和連支部書記，就能如臂使
指。
我軍按計劃到達黃安城下，首先掃蕩了城外的敵軍梁冠英部前哨據點，敵軍全部退守城
內。我軍重兵則駐在黃安城的西南面，其餘東北兩面則由地方武裝監視。我們的目地是斷絕
城內敵軍的糧食供應，一俟敵人糧食缺乏、離城退卻的時候，實行在野外予以殲滅。
我軍戰鬥力遠較梁冠英師為優，在數量上我們也多一倍。我們經常能分半數以上的兵力，
壓迫黃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帶的敵軍，使之不敢前來救援。黃安城內之敵軍曾屢次出城，企
圖奪取糧食，但我們已在城的周圍堅壁清野，使他們無法如願。如果他們離城稍遠，即有被
我們消滅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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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區與高橋區之間，灰白區（在黃安城附近）內居民和我們的關係。
我軍的運輸擔架隊均來自蘇區，不在灰白區徵用，我軍所需糧食，半數也是從蘇區運來的。
我軍在灰白區打土豪只限徵發糧食，而且要當地居民公認為土豪的，其糧食才予以徵發。我
們到處公告，不准軍人侵擾當地居民，准許居民舉發，損壞了物件要賠償，借用東西要還，
公平交易，不許強買強賣。由於這些措施，灰白區的人民迅速改採親近我們的態度。
我們動搖敵人軍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們並不禁止人民出城進城，我們所捉到的
敵軍官兵，仍然放進城去。我們用各種方法告訴敵人，外援已絕，糧食將盡，只有繳械投降，
這將受到紅軍的優待，不願從軍者，並可給資遣送還鄉。敵軍士兵攜械投誠或被俘後參加紅
軍，一向是紅四軍的一項兵源。黃安戰役之時及戰役之後，敵軍士兵投靠我軍的人數有顯著
的增加。
這樣包圍黃安一個多月，敵軍果然因糧食不濟，乘夜向西南逃串。我們消息靈通，早獲
情報，而且追擊迅捷，敵人如陷天羅地網，幾乎全部為我們俘虜了。陳昌浩在這次進擊中，
又表現了他機警敏捷的才幹。他奉命在離黃安約四十里的地區，抄襲敗竄之敵，最大多數的
敵軍都為陳昌浩部所解決，只有師長梁冠英單身漏網。
我軍在這次戰役中，占領了黃安縣城，俘虜敵軍官兵約五千人，繳獲槍枝三千餘。黃安
縣城從此被我們改名為紅安，這也是我們占領得最久的一個縣城，它一時成為我們勝利的標
志，對於蘇區人心的振奮，是有極大作用的。這一帶的灰白區，也從此變為新蘇區，這個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