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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需處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們的身份,分別予以“優待”,希望他們能設法繳
出一些罰款、醫藥用品以至軍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榨不出甚麼油水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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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赤白區的阻隔,白軍民團的封鎖,以及那些土豪確繳不出東西等等困難,使軍需處這項工作
的效果,逐漸縮小。
被俘虜來的岳維峻師長,似是一個最突出的“土豪”。軍分會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應
紅軍二十萬元的物資,就可以釋放他。岳也欣然接受這個條件,認為這個數字是他能力所能
做的到的。據曾鍾聖告訴我,岳維峻這件交易被國民黨武漢行營知道了,因而從中作梗。其
後運進來的物資,如醫藥品,不是贗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東西,而且經手送物資的人,也
多是武漢行營派來的特務。曾鍾聖也判斷不出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不愛惜岳維峻,抑是岳維
峻有意搗蛋。
根據這些情況,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計劃。我向我的同志們指出,中共中央所給予我們的
任務,是鞏固和擴大這個蘇區的根據地,建立堅強的蘇維埃政權和壯大紅軍,以期配合中央
蘇區(即江西蘇區)和其他各蘇區一致行動,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就需要我們根據中共四中
全會以後的中央方針,檢討我們的工作。某些錯誤應當糾正的,某些政策應當改變的,都應
當立即採取具體步驟。
我表示我初來,許多事還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澤民等同志也還沒有到這裡,因而我建議
俟沈澤民等到達後,再行改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邊區省委。在沒有改組以前,仍由特
委會負責,我則暫以中央代表名義,參加特委會工作。特委會應從速準備召集一次特區黨員
代表大會和蘇區工農兵人民代表大會。這兩次大會的任務是厘定我們的全盤政策。
現在所要立即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一、糾正亂打土豪的風氣,立即釋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二、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辦法,予以適當的補充,立即通令全蘇區實行。三、實施新經濟政策,
其要點是:取銷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制度和
蘇維埃銀行,發行蘇維埃紙幣。四、土地政策、蘇維埃制度和黨的組織的健全等,也應立即
研討其利弊得失,以期實施相應的改革。
曾鍾聖對我的主張表示疑慮。他顯然輕視了打土豪所發生的錯誤,認為既要打土豪偏差
時難免的。他還認為我的辦法緩不濟急,不能堅決實際問題。他以軍人的頭腦,認為我所說
的這些偏差,只有在軍事有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糾正。他向我說:“我素來認為國燾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辦法取得軍事上的驚人勝利,不料他現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決的次要問
題。”我覺得這些話正是立三概念的標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來。的確,我那時是不願意輕易
給同志們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線的殘餘”這類的術語,我就沒有用過。我強調只有政策正
確,又能糾正明顯的錯誤,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風,才能獲致軍事勝利。決不可因果倒置,
誤認在軍事勝利後才能整飭內部,注重政治紀律。
曾鍾聖這樣的觀點,在這個蘇區內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糾正過來。我們後
來就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另一方面,在這個蘇區里也有不少深明大義的人如王平章、鄭位三,他們極力支持我的
全盤主張,認為這是他們早就想做的事。周純權根據他在政治保衛局工作的經驗,認為打土
豪發生了嚴重的流弊,主張立即釋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聲望的軍人,
同樣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紅軍幹部中游擊習氣甚深,鄺繼勛余篤三的領導軟弱無力,師團級
幹部中有不少個人英雄主義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紅軍幹部的工作,以糾正他們的游擊
習氣。
我認為在討論中所揭露出來的問題,都不簡單。我了解了一些實際狀況,更覺得立三路
線並非偶然發生,其出發點就是將迅速爭取軍事勝利放在不適當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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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亂和各派軍閥相互戰爭的時機,急速發展紅軍,向武漢進攻。這種計劃實說不上是無產
階級的近代軍事行動,也無勝利之望,但李立三總以為值得去冒一下險。曾鍾聖的說法也是
基於許多實際情況,有理由可以自圓其說。我設想毛澤東大體採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義的做
法,將逐漸擴大自己實力一點放在首要地位。這雖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但其實際策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