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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決定由陳獨秀先生和我在廣州指導勞動和青年團兩個大會的進行，並考察廣州的政治
情況，研究國共合作的可能發展，再行決定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否便於在廣州舉行。
上述中共中央這些計劃，是它準備大踏步前進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將中共的全體黨員和
它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和青年群眾，在一個統一的確定的政綱上展開活動。這在成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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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說來，確是一項大膽的嘗試。
中共這個幼齡的小團體試圖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腳步就那末快，急奔躍進，任務繁重，
鬥爭艱巨，那有不錯誤百出，阻礙與挫敗俱來之理？
我的同志們多數是些初出茅蘆的書生，腦海中總有些烏托邦思想和無政府觀點。他們瞧
不起現實政治，甚至認為不夠清潔或者充滿罪惡，也不喜歡紀律、訓練、嚴密組織、思想行
動一致這類的東西。當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區全體黨員會議報告莫斯科之行和國共合作建立聯
合戰線等問題時，雖沒有引起嚴重爭論，但驚奇和疑難都表露出來了。當我遵照中央意旨在
同一的會議上第二次提出報告時，曾說明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舉行，主要議程在確定政
綱，此後同志們須加深了解政綱內容，一致遵行，並將進行思想訓練和嚴緊紀律等等。那位
自命不凡的學者陳望道就因此憤而退席（後來還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個中共黨員只要
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根據他的信仰去發表文章和進行工作就足夠了，根本不必主張一致和思
想訓練。沈雁冰和施存統也對陳望道的意見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這次會議也就無結果而散。
我們中沒有人設想共產主義會很快在中國實現，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幾年準備時
間，從理論上和組織上壯大自己，它所從事的革命就易於獲致水到渠成的圓滿結果。他們往
往要說：那種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或者說上幾句欲速則不達等類的
老話。從這種觀點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有點急不及待，總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國革
命的法碼。甚至有人譏諷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不過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職。李達因
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終於退出中共，就與上述這些觀點大有關係。
另一方面，我們中的少數活動人物又參預了一些政治活動，有是有非，急待調整。如在
北京的李大釗先生與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軍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還，
不但維持友誼，甚至參預某一種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活動，如好人政府運動等。在廣州的共產
黨人如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在政治上與陳炯明甚為接近，而林伯渠則支持孫中山先生
反對陳炯明的派系傾向。在湖南的毛澤東，熱衷於聯省自治運動等等。要劃一這些政治步驟
也很費力。
至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更是糾紛之源，鬧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這幕劇開始時，就栽了個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
正統，地位僅次於陳獨秀，就因在西湖會議上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由中共的正統
派要人降為反對派的首腦。機會主義者、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頭上。這
事的確是我政治生涯中一個重要關鍵。此後我曾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共內部的團結一
致，服從多數而盡力執行國共合作這一政策；但我總是難以壓抑自己反對這一政策的主張。
有時覺得矛盾，有時覺得苦惱，找的人生觀和革命觀就在這種過程中逐漸起了變化。現在我
追述這些往事，心情還是異常激動，不易平息。但我總是自我約制，認為不激動才能多理解，
不必向人申訴，不應自我誇耀，也用不著嘆惜和後悔，更不可顛倒是非。我只想根據事實，
提供一些線索，以便人們去研究這一段的歷史。
① 據中國國民黨改組大事年表（載《革命文獻》第八輯，一八六頁，台北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民
國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應社版）記載，馬林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達桂林。
第二章 在廣州的會議
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一個創舉；一這是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
起並負責召集的。負書記部總部主任責任的我，因而為這件事忙碌起來。一九二二年四月初，
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組織，闡明這次大會的意義；並要求中共各地區委員會協助各工會選派
代表出席。同時，又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直接與各地工會通訊，徵求它們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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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組合書記部得到一些主要工會的響應後，乃於四月十二日向全國各地勞工團體，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