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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先生沒有等我說完,便勸阻我繼續說下去。他頌揚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換意見,
達成了對加入國民黨問題的協議,彼此忍讓的和諧精神十分可貴;他說不妨讓這個決議存在,
以作為將來的殷鑑。他聲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組織的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對我並無不信
任的心理等等。陳獨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組織的傾向,但認為這個抽象的決議既已
提出來了,就讓它擺在那裡好了。結果,由於當時中共內部不願爭執的氣氛,和中國人愛尊
重對方面子的固有涵養,這決議並沒有依照我的主張予以否決;而以“擺在那裡”的含混語
而獲得存案。馬林似鑑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對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
再多說了。
這種所謂小組織問題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糾纏在一起,曾使中共黨內後來發生不少的
風波。這也是國際共產黨中那一套藉故壓抑反對者的黨內鬥爭辦法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事
實上,陳獨秀先生和我以後雖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因這個決議沒有被否決,彼此心中都
有些不痛快,在我們的純潔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陰影。
馬林施展了全身解數,才使他的主張獲得勉強通過;是他的勝利,也是他的失敗。我們
以後雖仍照舊保持著工作上的往來,但他對我的談吐似已加上一層戒備。在我這方面,的確
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許自以為具有足夠的權威來仲裁中共內部的一切,因而貿然提出這個
小組織的決議;結果,並不能如他所預期的獲得支持,反給人以挑撥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
使我失去將他當作老前輩的敬意。我從此認為他在不擇手段地打擊我這個反對者,而且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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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他主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裡面去;並且憑藉所謂小組織問題的決
議,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報告,來中傷他的反對者。這一切的一切,是我們後來終於破裂的
伏線。
這點,當時陳獨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觸,因而他在所謂小組織問題討論結束以後,立即起
而提議讓李大釗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時候,以便共同進行與國民黨建立關係;選派我為中央代
表,到北京、武漢、長沙一帶,傳達中央歷次會議的決定,以期獲得蘭致的支持,並指導各
地黨務和職工運動的進行。他並且表示,這是對我的完全信賴。所有的到會者都贊成他的提
議,他們心目中認為這次的爭執可用這個辦法獲得一些彌補。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單方面的決定,還是不能實現的。當時孫先生和國民
黨正也有此需要,才使這一政策很快的見諸實行。
孫先生在中國近代政局的演變中。始終是個失意者。列強對他的態度一直不夠友善。歐
戰後,他曾草擬實業計劃,提出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並利用列強力量來開發中國富源的主張,
遭受到列強當局的冷視。華盛頓會議時,列強也未接納他單獨派遣代表的建議。同時,孫先
生反秘密派遣張秋白為出席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代表。
尤其在內政問題上,孫先生一直在與環繞他四周的政敵,作軍事的和非軍事的鬥爭,疊
遭挫折。孫先生一直企圖獲得列強的諒解與支持,而外力卻總是支持他的敵對方面。他的親
俄固由於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為事勢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馬林赴桂林與他晤談時,他們之間很快的找著了一些共同點。在中蘇關
系問題上,增進了孫先生對於蘇俄的諒解。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似也獲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
黨為黨員的諒解。
在西湖會議時,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孫先生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他從未向我
和其他的中共負責人詳細說過他與孫先生會談的經過。當時,我們根據與孫先生接觸的經驗,
相信他這種說法不是信口開河,很可能還是出於孫先生的主動。
孫先生素來自視為中國革命唯一領袖,在他的革命旗幟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
要求人們擁護他的革命,並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義究竟是甚麼。他在我們沒有組織
中共以前,明知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後成為中共要人的朋友們說過,既
要革命,就請加入國民黨。後來,他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事,也有同樣的解釋,仿佛
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應當將共產主義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個大圈子裡面,不可讓它在
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推測,這個加入國民黨的辦法用不著馬林吹噓奔走,孫先生就會自
動提出的。如果這一點確是由孫先生提出,馬林自然會覺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時候,
即曾指導印尼的社會主義者,參加領導反荷蘭殖民統治的宗教政治混合為一的“回教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