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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中國的野心。我又連想到從史達林到米夫，似都沒有重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我猜測他
們不會毫無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觸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讓遠東的火山爆
發後再看風駛舵。
“在上海上岸時，得特別留心！”這句話老在腦海中打轉轉。我那時才確切的認識到，在
莫斯科住了兩年半，對中國近況竟然隔絕得這麼厲害，簡直成了半聾半瞎，一切都有點惘惘
然。我有點後悔為甚麼要直奔上海，為何不在哈爾濱多住幾天，看看風色，再定行止，繞道
往上海，是有多種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時會遇到甚麼風險？總想不出頭緒來，只有返回現實
來設想。我確認南京的斷頭台是在等候著我，脫離了莫斯科的樊籠，步入危機四伏的“自由
天地”，萬一有一著之差，就是性命交關的事。我得聚精會神的觀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別是否
有人識破我們的行藏，要留心旅客們對上海的談論，以期增加了解，並注意偽裝以掩人耳目。
我必須竭盡心力，作死裡逃生的設想。
真是運氣，我們夫婦於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達上海，住在東方旅館。幾天以前何孟
雄等十七個重要老幹部就是在那間旅館內開會被捕的，而我們又適於此時住進那裡，真是無
巧不成書。幸好我的太太在我們住進這間旅館以後的一個鐘頭，就在馬路上遇著了沈澤民，
使我們很快的與中共中央聯絡上，並獲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們立即離開旅館，
搬到中央組織部暫住。在那裡我會見了新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趙雲（即康生）和秘書陳鐵錚（現
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見著我，便向我敘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經過。何孟雄任過上海區委書記，他與擔
任重要宣傳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實等十七個重要幹部，因反對米夫派陳紹
禹等，假東方旅館一個房間秘密集會，竟全體被捕，這件事震動一時。他們向我敘述的最初
談話中，沈澤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說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黨；趙雲、陳鐵錚等都為這些同
志的不幸而悲傷，也深恐牽連中共所有機構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們擔心的，是一般同志
的不滿情緒和有些同志竟樹起了反中央的旗幟。主持全國總工會的羅章龍，主持海員工會的
陳郁和上海區委委員徐錫根、余飛、王克全等，都不滿四中全會的決議，反對米夫派的行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動。這在顯示，受盡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頻於滅亡的邊緣。
我一到上海就遇著這次重大變故，不禁叫苦連天。我悔恨來遲了。假如我能早到兩個星
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許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戰友，而且是公開支持我的，如果我
在四中全會上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抑制一下米夫、陳紹禹等的胡鬧，他們何至冒險，另行
秘密集會？現在事已至此，只有趕快了解情況，速謀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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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當天我又會見了周恩來，他熟悉全盤情況，態度也頗持平。他對何孟雄等的被捕極為難
過，他認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們事先談談，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會的政治決
議①是不錯的，即何孟雄等對之亦無異議；他自己也在會上承認了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
的錯誤，他這一自白為會眾所滿意，因而繼續擔任中央工作。他說明何孟雄等所不滿意的，
是陳紹禹等留俄學生毫無歷練，就逕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因而反對四中全會關於中央人選
的決定。現在羅章龍等同志對於何孟雄等的被捕，發生極大誤會，竟認為是由於陳紹禹的告
密而遭暗害。周恩來說話素來是四平八穩的，只說明事態的要點，不輕易表示自己的意見。
他那次也是這樣，對何孟雄、羅章龍、米夫、陳紹禹等人都不加褒貶，對此嚴重局勢，也保
持平靜。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釋誤會。
周恩來還告訴我，四中全會後，米夫偕陳紹禹即趕回莫斯科去了，現在代理米夫職務的
是一位波蘭同志。他要安排一個時間，約我和那位波蘭同志會面。周恩來並未向我說明米夫
和陳紹禹為甚麼匆匆的趕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們是將四中全會的結果，儘先去獲致克里姆
林宮主人的認可。也許米夫這個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
對中國革命有所貢獻。他在共產國際內，居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在中共中央內，他的親信門徒已占據要津，在他身邊又有陳紹禹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
的資格與他互相唱和。從此他大可為所欲為，青雲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來同去看那位波蘭同志—這個人我就只見過一次，名字也已忘記
了。他說明他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後，便開始板著面孔向我說：你是何孟雄那些反黨分子所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