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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中不少的人覺得要徹底檢討過去，才能開展未來的生機；但一觸及具體問題，又
覺難於下手。陳獨秀先生的地位是動搖了，但誰能在這個緊急關頭繼承其事，又大成問題，
尤其是想到繼任人選所能夠組織新中央的陣容以及他們將能夠做出一些甚麼事情，則更難逆
料。而且大敵當前，我們自身檢討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難。再說檢討過去，也會涉
及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是否正確的問題。當時共產國際領導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覺得共產國際所堅持的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是錯誤的、
一切不應單獨諉過於陳獨秀先生。更多的人則不滿意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譬如當時的
瞿秋白就覺得魯易的空談誤事，其為害是有過於陳獨秀先生的。不多過問中共內部事務的鮑
羅庭，則以不應動搖現有領導為理由，主張少檢討一些過去，多策劃一些未來，瞿秋白原擬
對陳獨秀先生發動檢討攻勢，在鮑羅庭這種意見影響之下，也暫時止步了。
大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聽取各代表那些冗長的報告，枝枝節節的提出一些這樣或那樣的
檢討租主張。真正緊急的問題仍在經常假座鮑公館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里爭論不休，大會
似反成了無關重要的裝飾品。人們多覺得這樣一些帶機密性的緊急問題是不宜在人多口雜的
大會中討論的，也有人覺得在這緊急關頭，一切應該當機立斷，才能應付非常，這時舉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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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會從容討論，在時機上根本就不適宜。所以向重現實的鮑羅庭就從不參加大會，也不予以重
視。因此，在大會中，既沒有對過去作徹底的檢討，也沒有對未來提出堅定不移的主張。
大會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指示和土地問
題等決議，並發表宣言。這些是魯易、威金斯基、沃林（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俄籍的土地問
題專家）、陳獨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許多時間的作品。在政治問題上，大會強調無產階級應領
導武漢這個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左派政權，對抗資產階級的代表人蔣介石的叛變。但
中共事實上所做的是隨著那些國民黨左派政客（所謂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的動搖態度而搖
擺不定。在土地問題上，大會決議，沒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貧苦農民。但中共事實上
所做的，卻是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些與大會不符的做法，卻出自鮑羅庭的意旨，而他那時
是最能影響中共中央行動的一個人。
製造革命氣氛，似乎一直是共黨的拿手好戲。當年五月二十日，在漢口舉行的泛太平洋
勞動會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舉行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②，一時確也振奮了人們的革命精
神。外國的貴賓們也有不少光臨武漢的，如赤色職工國際主席羅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鮮爪哇等工會的代表，他們受到武漢工會等團體的盛大歡迎，“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空
氣，在各處瀰漫著。
但作為聯繫這些活動的中心機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卻日益陷於癱瘓的狀態之中。魯易
所主張的加深革命，鞏固武漢路線和土地革命，與鮑羅庭所主張的廣泛聯合，向西北發展路
線和糾正工農運動過火的主張，互相對立。魯易的空談是為我們所厭惡的，但他的主張有第
五次大會的決議為護符，是不易否定的。鮑羅庭在理論上雖難於自圓其說，但他抓住了現實，
往往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易於為人信服。陳獨秀、瞿秋白在這一點上倒互相接近起來，
他們往往以魯易不懂中國實情為理由，採納鮑羅庭的具體建議。我和其他多數委員則多少避
開這種爭論，只就其所主管的業務，尋找個別的解決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時，則
認為中共所做的與第五次大會決議的原則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這樣，理論與實際大相徑
庭，決議與行動又不符合，我們當時都說“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頭徘徊著”的，這句話確能
刻劃出當時的實況。
中共中央就在議論紛紜之中，忽視了採取各種具體步驟，以增強自身的戰鬥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從武漢內部洶湧而來的時候，中共就逐漸無法作有效的應付了。
①泛太平洋勞動大會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工人代表大會開會時（一九二六年二月）所決定，日
期原定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點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紐西蘭、蘇聯、赤色職工國
際等少數工會之代表到會。乃改為預備會議，並決定將會期及會議地點，改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
行。繼又因故改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漢口舉行，各國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鮮一人，法國一人，蘇聯五人，中國十五人，美國二人，英國一人，爪哇一人。共開會七日，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