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頁
涉取消，改由中國司法機關在上海設立臨時法院。
②除了這幾項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銷領事裁判權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的法權會議，
18／185
----------------------- Page 170-----------------------
《我的回憶》第二冊
列強用拖延手段，組織法權調查團，費了近一年的時間，於是年十一月提出報告書，反要求中國先改良司法，
只應允將超越領事裁判權的上海會審公癬制度予以改善，而領事裁判權本身問題，則毫無變動。至於列強用
以利誘北京政府讓步的關稅問題，列強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開的關稅會議中，也採用敷
衍手段，成立一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議決案，但以中國先行裁撤厘金為條件；而這是北京政府當時力量所
辦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說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無結果的。
第十篇 孫中山逝世後的國民黨
第一章 國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間，我為了參加第二次勞動大會，在廣州逗留了一個月，有機會了解廣
州的政治情況，孫中山逝世後，廣州政府的改組勢在必行，但也因此種下以後多種糾紛的根
源。
我在該年四月底到達廣州，首先會見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他是陳獨秀的長子，留
法時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國，即任此職；為人老成練達，長于思考。我和他第
一次會面，就覺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趙世炎歷世較深。
他向我敘述廣州的情況，指出廣東方面自解決商團事變和東征勝利後，局勢經已好轉。
但廣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達全省，因各軍防區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
軍，控制著廣州市區，包收煙賭稅，無所不為。他對廣東工農運動也不樂觀；右派的機器總
工會仍與左派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彼此對立；各縣地主勢力遠較農民協會的力量為強大，地主
們到處都築有碉堡，擁有武裝，農民協會被壓迫的事層出不窮。
我接著去看當時廣州政府最高負責人胡漢民；他在孫先生北上後以大本營秘書長身份，
代理大元帥職務併兼任廣東省長。他那時正患口疾，在我們一個多鐘頭的談話中，始終沒有
深談到廣東的政治。我告訴他一些有關第二次勞動大會的情況，他曾允予協助。胡素喜高談
闊論，那天卻不肯多談政治，顯出他似有鬱抑之情。
當時中共中央一直將胡漢民視作中派的領袖，中共在廣州的同志則多目他為右派。陳延
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漢民在孫先生逝世後，即亟欲成為孫先生的正式繼承人；但他政策右傾，
拉攏一班落伍軍人如楊希閔、劉震寰、范石生等以壯聲勢；同時與他接近的伍朝樞、古應芬、
傅秉常等人則暗中向香港頻送秋波。陳延年等不滿意胡這種做法，認為汪精衛、廖仲愷、蔣
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聯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衛那時掛著好幾個委員的頭銜，卻沒有擔任實際職務。他對於解決楊劉和改組國民
政府的事，表現得很積極。我和他會面的時候，他總擺出曾親受孫先生遺命的樣子，向我說
了一套秉承總理遺志繼續革命的話。我也在鮑羅庭的寓所遇見他好幾次，他老是挾著一個皮
包，來去匆匆，談到具體問題，又有些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因為他的大計能否實現，還在未
定之數之故。
當時負擔廣州財政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和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仲愷，是廣州政府頗
具實權的人，我和他接觸較多。我們談到第二次勞動大會的問題，他老是說他的秘書馮菊波
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則應允對這次大會予以財力的支持。他談吐坦率親切，私下告訴
我，他在運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錢財以資助軍需。並表示實在不忍坐視這種狀態長期繼續
下去。
鮑羅庭在孫中山逝世後，權威日隆。他似是廣東要人中最忙的一個，每天去見他的人很
多，陳延年等因事去找鮑羅庭，也要等上一兩個鐘頭。他的辦公處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面，
19／185
----------------------- Page 171-----------------------
《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書張太雷的辦公室坐候了一陣，才見著他。
他向我指出廣東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財政困難。要解決這個困難，必先統一廣東；廣東
統一了，才能組織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統一財政：禁止軍隊官吏劫截稅收，厲
行節約，充實公庫，分配務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鮑羅庭還談笑風生的
說，他所提倡的是“廉潔政治”，認為這是符合革命意義，革命與反革命，左派與右派都由此
判然立分，即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潔”又是天經地義，無人能反對的。
鮑羅庭從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體計劃，對我也不例外。幾天後，張太雷才對我說明鮑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