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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毀滅我們這個革命中心。而我方軍事勢力還不夠雄厚，工人的組織
還未健全，廣大的農民也尚未發動，因而此時決不可輕舉妄動，而自陷困境。
至於革命內部的領導，簡直可以說是一片混亂。眾多的機構和一般要人們，除了忙於集
會演說以外，做起事來，總是同床異夢，左右掣肘。他們中有各軍之爭；有軍權黨權之爭；
有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且農民與地主之爭也正在方興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與日俱漲。
總司令的職權超越一切，也日漸為人所不滿。一些有實力的軍事領袖們，站在他們本身
的立場，暗中實行對抗。各省當局都是以總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復以後，我本人便
被蔣氏指派為江西省政治會議和省政府的委員（我因武漢的職務，從未去就職）。他的命令是
包羅一切的，不管怎樣細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無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漢方面，反映總
司令職權的鄧演達，在這一點上也有類似的作風。
軍權超越了黨權，使國民黨黨部的負責人覺得不應該，他們懷念著孫中山先生“以黨治
國”的原則。湖北國民黨省黨部和省政府的各項重要職務，由湖狀籍的要人們分擔，其中多
系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員，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們除強調提高黨權外，也側重維護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這與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鄧演達發生若干爭執。
我當時調解這些爭端，也曾為了勸告董必武暫時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觀念一事，
而彼此爭得面紅耳赤。在我看來，鄧演達與蔣氏不能相提並論，他可能心向著我們這方面，
若將他逼往蔣氏那邊去，誠屬不智。
工會方面的活動更能體現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當武漢第二次工人代表大會舉
行的時候，總政治部的代表曾聲明對工會良民組織，採取贊助態度；但要求工會服從總政治
部的領導。工會領袖也聲明願促進工會與國民黨黨部的關係，接受總政治部和國民黨黨部的
領導，同時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
在中共方面想來，它在工會方面的領導地位是無可爭議的；表面上承認國民黨的領導，
並不等於犧牲中共的領導，反可以避免與象鄧演達這樣的人發生直接的爭執。我們之所以提
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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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國民會議的問題，在孫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的文件中雖間或提到過，但事實上早已煙
消雲散了。蔣氏的個人軍事中心主義，不用說，是更不願有甚麼國民會議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擴大會議中，對此問題十分強調，湖北的中共領導方面更重視此一問題，因
而在工人代表會上，有召集國民會議主張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開幕的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曾通過關於召開省民會議的
決議，其內容是：“為實現民主政治，穩固革命基礎起見，本代表大會特別向政府建議，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會議。省民會議成立以後，省政府應遵守和實行省民會議之一切決議。湖北工
人團體將來應在湖北全省總工會領導之下，參加省民會議⑨。當時，我們的政策確是想利用
國民會議省民會議一套制度，作為壓抑軍權和國民黨黨權以及解決國共糾紛的一個途徑。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鮑羅庭卻等閒視之；因而未形成一個廣泛的運動。在上海
暴動的時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張組織上海市民會議⑩成立市政府。湖南總工會也曾通過召
集湖南省民會議的決議⑾。這都是當時在此問題上的一些積極表現。後來，鮑羅庭到達武漢，
仍主張在提高國民黨黨權名義之下，來反對蔣的跋扈；他以為國民會議的途徑是不切實際的。
在國民政府正式遷到武漢的時候，共產國際的電令，對國民會議的問題，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採取在國民黨內參加國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譚平山、蘇兆征參加國民政府，
分任農政勞工兩部長，就是由此而來。我至今仍覺得不管那時國民會議能否實現，中共中央
當時沒有堅持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軍事占領的武漢初期，一切重要事項的處理，我們各方面的負責人曾廣泛利用協商的
方式，尋求協調；大體做到了減輕內部矛盾，為北伐鋪設前進的基地。當時，革命方面的最
高機構，沒有一個是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仍在廣州；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境
內；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戰爭狀況之下，贛粵滬漢間的聯繫相當困難。因此，武漢的人們
曾以武漢地理位置為理由，要求國民政府從速遷來，以期作直接之領導。這一遷都問題和我
在上面所說到的種種情況，都為“武漢時期”的後來發展，埋下了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