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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敗在群眾中所引起的懊喪和恐懼的心情；硬說中共是愈斗愈一強的，群眾的革命情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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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有增無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繼續高漲的。他們整理暴動的資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釋和違反
事實的宣傳。他們坐在中央，只要看見某個地方中共還有一些組織的基礎存在，就來一個暴
動計劃，命令執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兩湖暴動計劃”。此外，在上海本地，他們還是
繼續命令同志們進行一些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勾當。如有同志表示異議，就給他戴上一頂機
會主義的帽子，予以懲罰。這一切曾逼使我與瞿秋白中央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
這段時間，我所耳聞目見的是瞿秋白中央無休止的盲動行為；深覺七年來艱苦締造的中
共，會因此被摧毀掉。機構被破獲，同志被浦殺，以及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的工作受到打擊
等惡劣的消息，紛至沓來。我們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雖極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
浦；但我仍在設想這種或那種方法，來挽救中共的危機。
我被瞿秋白等目為反中央的首腦，我的住所也被視為是機會主義者的俱樂部。和我同住
在這招待所里的，先後有李立三、許白昊夫婦、王一知，以及劉少奇夫婦等。劉少奇夫婦是
在廣州暴動前不久，從武漢輾轉來到上海的，他們同樣被視為武漢時期的機會主義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與我同住。這段時期，到我們住所來訪問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緝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們的座上客。這些客人們在
我們那裡，常可以無拘束的議論黨事，發發牢騷，也有過一些人譏諷瞿秋白的“反機會主義”、
“盲動”、“亂發命令”、“任意懲罰”等等，與我的議論互相唱和。這一切自然為瞿秋白所厭
惡。
十二月下旬，當廣州暴動失敗的慘痛情況完全判明以後，我曾向瞿秋白進言，要求他改
變政策。我向他指出現在再不是繼續暴動的時候，應該保全剩餘的實力。中央應通令各地組
織，不可任意暴動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險行為。在農村中應著重秘密組織農民，准許
農民武裝，集結在偏遠地區，休養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嚴緊自己的組織，整理
黨的支部。在工人學生等群眾中，注重組織秘密地下小組。只有留下這些資本，才可以再圖
大舉，來一次成功的暴動。
我的主張與中央的現行政策固然大相逕庭，但瞿秋白也說不出充分的理由來加以否定。
同時，中央的負責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項英也鑑於損失的慘痛，不願一味盲動。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認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接受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定，並在根本贊成
暴動政策的條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補充性質的意見，並參加一部份實際工作。而這種苛
刻的約束，又是我所不願意接受的。因此，我們無法獲得諒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與瞿秋白有過一次攤牌性的談話。瞿秋白向我堅決表示，無
論各地同志犧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堅持暴動政策，反對所謂盲動的誣衊。我則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這種斷送中共命脈的暴動政策，我將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來挽救目前的危機。瞿秋白
聽了我的話，就氣忿的走了。我這種意圖雖因種種因素沒有實現，後來，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會中，霍秋白曾聲稱他雖然犯了錯誤，但沒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的意圖；就是指我這段
話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間，除了政策問題各有所見而外，當時我們處境危險，見面的機會
愈來愈少，這就使我們更形隔閡了。
當時，我們共產主義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險；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經過法律
手續，就可被秘密處決的。楊虎陳群這兩個劊子手，在上海就嚴格執行“對共產黨寧可錯殺
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誠惶誠恐，怕染到一絲一毫紅色的嫌疑。
而我們的寓所，發生過許白昊突然不見，王一知哭哭啼啼而來等類事件，而且來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東的詫異。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開頭幾天，劉少奇太太何葆貞自殺未遂事件，使我們這些同住者陷
於窘境。在劉少奇王一知都沒有結婚以前，他們原是好朋友。王一知這次在廣州喪失了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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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悲痛愈恆的；她來到上海恰恰又與劉少奇夫婦朝夕相處，劉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勸
慰她，這就引起了何葆貞的妒意。何葆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時我們大家遭受不斷的打擊，
前途茫茫，這也許增加了她的悲觀情緒。她乘劉少奇不在身邊的時候、竟閉門服毒自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