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8頁
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的。其實，這只是形式上的決定；實際是由鮑羅庭所主張。胡漢民所作《革
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載《東方雜誌》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一文說：“其時精衛亦在汝為（即許崇智）處，
力主邀鮑羅庭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庭來後，便說：‘應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
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庭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三人為特別委員，將當時黨部政治
委員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制。”這是可信的。
②據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一六六頁—商務印書館出版）稱：“此次大會完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全體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員約占五分之三。”這不特與我所記憶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與當時中共中央
的決策是相左的。
③胡漢民以全體代表的票數當選，汪蔣均較胡少一票，本應列為各中委之首；後經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商
得汪精衛同意，將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蔣之後。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後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煩惱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後，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多
半為留在國民黨內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寧曾說過“人不如雞”，當雞被置在一個粉筆所畫的
圈子內，它會自己跑出來；但人卻往往會站在自己用粉筆所畫的圈子裡，跳不出來；以這個
34／185
----------------------- Page 186-----------------------
《我的回憶》第二冊
譬喻來形容當時中共中央的處境，實在貼切不過。
當中共中央討論我“廣州之行”的報告時，都覺得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與
上海廣州間的爭論有直接關係。大多數中共中央人員，以陳獨秀為首（包括我自己），都認為
根據鮑羅庭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合併為一的所謂進攻政策，發展下去，不外兩個結果：一
是中共霸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硬幹下去，身居領導之銜，卻無軍事實力做後盾，國民黨黨員
包括左派在內都會群起反對；終將因樹敵太多，形單勢孤，不在國共紛爭中垮台，也會被帝
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優厚勢力所摧毀。二是中共軟化下來再也不談獨立的政治面目，將自身也
變為國民黨左派的一分子，專為現在廣東的左派領導捧場，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辦法，降格
之外還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鮑羅庭的意見，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進行下去，勢將走到退
出國民黨之一途。何況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原則之下，改採黨外合作的方針既不可能，又無
多黨組成的國民會議或聯合政府這一套辦法可資憑藉。
在這種尷尬局面中，我們之間的意見也有分歧之處。彭述之曾斥鮑羅庭慫恿廣東區委同
志反對中央決議，是破壞中央領導的行為。他並且質問我為何不將中央決議公開發表出來，
並命令廣東區委同志遵照執行。這些話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對我的不滿。瞿秋白則有相反的
看法；他稱許我在廣州時，能持重視廣東同志意見的態度，認為既能大體貫徹中央的主張，
又能不暴露內部的分歧意見。
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接到廣東區委會的一份文件，指責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前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主張改用向右派進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認為這個文件是在我離開
廣州以後，他們根據鮑羅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們多數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納這個文件的建
議。
我們討論的結果，決定等候共產國際指示；對廣東區委會的文件，也暫不予以反駁。這
時，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鮑羅庭又將繼之回國；他們顯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徹底的商討。中共中央沒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這種討論，但又勢必等候他們討
論後的指示；這使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憾事。雖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傳
統，對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情況，獨立自主的速決速行，而要聽命於遠在莫斯科、
對中國實情又十分隔閡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史達林幹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維諾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正展
開了激烈的鬥爭；因而莫斯科對中國問題似未能全神貫注；我在上面所說過的廣東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決的問題，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沒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鮑羅庭等重來中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