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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一條大街上一所並不很大的房屋中辦公。由施瑪斯基兼任主任，那時施瑪斯基等於是西
伯利亞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是俄共駐西伯利亞的全權代表、蘇俄政府西伯利亞區的
全權代表，又是西伯利亞軍區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鐵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
老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蘇俄駐伊朗的大使。他在伊爾庫次克局任內的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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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便是我於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會見過的那位威金斯基。遠東局下分中國部、蒙古部、日本部
及朝鮮部等。中國部的主任是麻馬伊夫，他懂得一點中國話，後來曾到中國擔任加侖將軍所
主持的軍事顧問團顧問。除各部外，另設有一個情報局。情報局工作最忙，有幾十個人經常
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務則比較清閒，只有寥寥二三個人辦公而已。施瑪斯基不僅主持西伯利
亞全局，即遠東共和國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導。他因為職務太多，忙不過來；所以遠東
局的日常工作，事實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負責。但遠東局的實際工作當時並沒有開展，只是搜
集遠東各地的各種資料，開始做著研究工作。
我們這些代表住在遠東局事前準備好的一幢兩層樓的招待所中。這住所外表雖不很講
究，但內部的設備尚稱齊全，房間中除床、桌、櫃、椅等外，並有壁爐可以在早晚生火兩次
取暖。此外尚有特設的飯廳，午餐除黑麵包外有一湯一菜，晚餐減少一湯，總算可以吃飽，
較之一般俄國人民的飢餓生活，真有天壤之別。我們的房間經常由幾位女工來收拾打掃，有
一個替我們在璧爐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時代的貴族。他溫雅的舉止和生火時的不熟練動作，
看來可憐亦復可笑。他在生火時常向我們討菸頭吸，如果那位代表給他幾枝香菸或一塊麵包，
他便千恩萬謝的說個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經熟識，這次和我見面後，很關心的問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學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鮮代表大
約十人，由設在上海的朝鮮臨時政府內閣總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長呂運亨兩人率領。爪哇代表
一人，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產黨書記，由馬林在上海向荷屬東印度物色而
來。菲律濱、安南、暹羅、馬來亞等地並無代表。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有三十幾位。
中國代表團中包括了許多出色人物。張秋白是安徽一位後起之秀的國民黨員，這次由孫
中山先生以國民黨代表名義派來參加。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黃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參加共
產黨北京小組的五位無政府主義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麗魂女士是廣東一個婦女愛國團體的
代表，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東省各團體的代表是前山東省省議會議長王樂平，他曾在
上海各界聯合會和我共同工作過，後來成了著名的國民黨員。鐵路工人代表以鄧培為首，他
是唐山老資格的廣東籍機器工人，後來加入中共為黨員。湖南勞工會的代表是王光輝。以後
成為黃埔要人的賀衷寒，這次以武漢新聞記者的資格參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餘則是
各地學生聯合會與自由職業者的代表等。
我們這些代表本著各人所代表的團體與個人的主張自由活動。但為了料理代表們的共同
事務，大家決議組織成為一個代表團。我被推舉為代表團主席。
當時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便是俄國的糧荒。俄國糧食的配給制度，
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給兩磅黑麵包；工廠與鐵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機關工作人員每天一磅；共
產黨員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麵包的質地壞得很，通常所含的麵粉不過五六成，有時低到兩成。
有家眷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半月可領取麥子十五磅，馬鈴薯十五磅，有時有少許糖和茶葉；
可是那些麥子和馬鈴薯多數都有點腐爛。在這種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餓。機關工作人員早上
起來只能喝些開水去辦公，在辦公室中實在餓得無法支持時，才從那一磅麵包中抽出一片來
充飢。其餘的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飢餓壓迫下，每個俄國人似
乎已沒有了別的念頭，終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麵包。他們托人情、玩手段，惟
一的希望，是配糧人員能配給他們一些沒有腐爛的麥子和馬鈴薯；或者黑麵包，不要有泥草
臭味而所含的麵粉成分高些。可是，這種希望經常很難實現，即使能實現，也只能得到一個
半飽。除非有錢，可以用高價在黑市中買些麵包；但要賺錢又談何容易？例如遠東局中國部
主任麻馬伊夫，因為他能說些中國話，我便常到他家去談天。他夫婦為人都很和氣，但從不
以食物招待客人，因為他們所得到的糧食也是不夠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