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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傾；他只知道保全實力，利用誘敵深入的游擊戰術來打擊敵人，但他
忽視了進攻敵人，鞏固蘇維埃根據地的重要性。再則毛澤東也不了解反右傾主要危險的重要，
而且江西蘇區在土地問題和富農問題上，都發生過右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澤東可能
有意無意的將反對他的同志清算掉，這更是不可寬恕的。
中常會聽取了秦邦憲的報告之後，覺得事態嚴重，不能立即作出決定，乃要求秦邦憲先
行通知贛西南少共區委來人，暫時嚴守秘密，聽候中常會處理。我忙著搜集有關這件事的材
料，認為秦邦憲指斥毛澤東為右派一點，並無充分證據。我覺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須
有的罪名，受到嚴重的打擊；他們並不是失去鬥志的人，只是認為在反立三路線的緊急關頭，
不應該強調反右傾，因而被視為右派；現在決不應當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將蘇區的
老幹部毛澤東等當作右派來整肅掉，這樣做會使蘇維埃和紅軍受嚴重的損失。
在中常會再度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指出：江西紅軍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這件事，
就證明那裡並沒有甚麼嚴重的危機。毛澤東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體都是對的，
他根據實況來指導軍事行動，注重遊擊戰術和政治紀律，這也都是切要之圖。注重擴充軍事
實力，不勉強去鞏固一個根據地，也是勢所必然。毛澤東和江西蘇區的同志們，都是艱苦奮
斗的，不能視之為右傾，即使有些右傾的見解，也不過是觀念上的錯誤而已。在肅反問題上，
毛澤東似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沒有去區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脅從者來辦理，甚至將不是反
革命的人，也當作反革命清算掉了，這是要予以糾正的。
中常會討論的結果，決定：一、贛西南少共區委的報告表現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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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能完全信賴，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澤東是右傾。二、將中央關於肅反的決定，附加說明，迅即
送往江西蘇區，作為糾正毛澤東等在肅反中所犯錯誤的根據，並催促毛澤東報告富田事件的
真相。三、中央鑑於江西蘇區已發生嚴重情況，應從速採取具體步驟，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
導。
如何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乃成了迫切的問題。我在回國以前，中央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曾派了一些重要幹部到各蘇區去，如項英劉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蘇區，任弼時夏曦等被派
往湘鄂西和湘贛邊境等蘇區。現在如果要進一步加強領導，就應將早已擬議的中央遷往蘇區
的案子付之實施。這件事共產國際旋即同意。
周恩來為此提出了一個具體計劃，經議決通過，其要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
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分別設立中央分局，
前者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後者則由已在那裡的夏曦關向應等主持。中央遷往江
西蘇區後，在上海另設中央分局，指導白區工作，預定由趙雲李竹聲等主持。
這個決議是中共將工作重心轉到蘇區去的一個重要關鍵，對於此後中共的發展有極大關
系。我們當時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裡豎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的旗幟，聯絡長江以南各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共同奮鬥，以期握有一省或數省的地盤。鄂豫
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裡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
更廣泛的地區。至於湘鄂西蘇區則似是一個主要的衛星，對江西鄂豫皖兩區，可以發揮掩護
的作用，並且可以向西南發展。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具有雄圖的嘗試，雖然實現的條件尚屬缺乏，但事勢發展又非這樣不
行，因此，我們只有竭力以赴了。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實力既大部移往蘇區，對廣大白區
的工作，自然更為削弱。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是沒有精確統計的，估計約在十萬左右，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個蘇區和紅軍中，大多為農民出身者。這個事實也使我們對蘇區工
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來是極端主張將力量集中到蘇區去的，他經歷這麼多變故，深知中
共在白區很難立足，勢將繼續被國民黨破獲摧毀。他決意將中共大部份幹部調往蘇區，他估
計從白區可以調到蘇區的幹部，約有四百人。他準備將其中百分之四十調往江西蘇區，其餘
兩個百分之三十分別調往鄂豫皖和其他各個蘇區。
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餘，負那個區域領導責
任的曾鍾聖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志們覺得我去那裡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
遊刃有餘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於馳騁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