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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的經過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國民黨員鈕永建、吳稚暉等對中共的態度良好，已組成一個國共聯
席會議；一切工作都在聯席會議協商解決。上海的青幫首領杜月笙等與中共關係也很密切，
他幾乎每天都要與杜月笙見面；上海沒有流氓搗亂工會的事件發生。他說明中共中央對於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認為如果北伐軍打到上海，上海必將在中共掌握之中。他這些話，顯
然沒有充份了解武漢與南昌間爭執的嚴重性和上海社會的實際情形。我曾嚴重的警告他，這
是一種極有害的幻想；既沒有覺察帝國主義的利害，也為蔣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騙了。
汪壽華應允將我的意見轉達中央，他個人並極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還向他說到許多
事是不能用通訊方法解決的。上海武漢間幾次來往的人，都沒有達成任務；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虛此行。誰知汪壽華到達上海之後，我的建議又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最可痛的是這位
天真的汪壽華本人在該年四月十二日清黨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廳中，被綁走斷送了性命。
二月間，威金斯基繼汪壽華之後，由上海來到了武漢；這似是我從上海方面得到的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來和我與鮑羅庭商談對蔣政策。但他除與鮑羅庭爭吵了一場之外，不
能有甚麼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討，不僅沒有澄清中共內部的混亂，甚至是貽誤了時機。
威金斯基在武漢考察了一般情況，似乎特別受到俄顧問加侖等人的影響，提出了與鮑羅
庭不同的意見。他向我表示革命陣營內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則，將無以對付北方軍閥及帝國
主義的雄厚勢力。對中共與工農運動，也是不利的。他說到在武漢的俄顧問中有些不同意鮑
羅庭的作法，並且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蔣介石究竟不是陳炯明，鮑羅庭更不是孫中山。”
他提議讓他去南昌一趟，與蔣尋求諒解，以避免革命內部的過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問，但不妨一試。我著重指出反蔣
陣線包括一些不可靠的舊軍人和動搖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勝利了，局勢也未可樂觀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夠使目前武漢南昌間的對立狀況，稍微緩和一下，讓中共能夠多一點准
備的機會，也是值得的。不過事態發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過高的希望。
幾天之後，從南昌回來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簡單的說：“事態已無法挽救了。”在鮑羅
庭的辦公室中，他們兩人又展開了爭論。鮑羅庭似是以列寧自況，指斥威金斯基充當了反對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維夫那種工賊的角色。他說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達到預期
目的，反動搖了反蔣陣線，增長了蔣的氣焰，損傷了我們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譏，
指出鮑羅庭的做法並不是甚麼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為；其結果將不利
於中國革命和蘇俄在中國革命的地位。
鮑羅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動的，因而特別指出我與威金斯基主張的不同，以
減少貫徹他的主張的阻力。他說明他明白我雖也不願革命內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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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勢成騎虎，不能退縮；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遷來武漢，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場鬥爭。而
威金斯基卻一味在那裡唱反調和搖擺不定。鮑羅庭最後還是勸告威金斯基，說他的調子事實
證明是唱得已經遲了，現在是不能有所選擇了，如果大家同心協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結局
也許不會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樣惡劣。
威金斯基終於無法扭轉鮑羅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這裡，是無法限制鮑羅庭的行動的。他確認中共中央有迅速搬來武漢和立即籌備召開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必要。他後悔他這次確實來遲了，以致無能為力。他應允回上海與中共
中央商討，以謀妥善解決。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後，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傾向。它依然留戀著上海，等到它後來搬到武漢時，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災
難之後；同時，武漢也已到了“夕限無限好”的時期，難於有所施展了。總之，在後來國共
這一幕大打鬥的鬧劇中，共方領導上的無力和內部的紛歧，暴露無遺；而蔣介石將軍卻在那
里採取主動，獨斷獨行的幹下去；勝負之數是毋待龜卜的。
①馮玉祥的國民軍自一九二六年春為奉直聯軍所敗，便向西北退去，馮本人赴蘇俄考察。他的第二軍之
李虎部和三軍之楊虎部則退守西安，為吳佩孚部所包圍；一直等到馮玉樣帶著蘇俄顧問，自俄歸國，決心參